就算是那些抱持“平等”思想、更多参与家庭生活的丈夫，承担的也不过是 “助手”职责，负责的一般是做饭之类相对有创意的家务，或是陪孩子玩耍之类较愉悦的任务，他们的妻子依然承担着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反而损失了一些陪伴孩子所能收获的情感回报。半成品食物、家用电器的发明也不能减轻工作量，因为家务标准会随之水涨船高，家务流程变得日益繁复。
在将近50年后的今天，在女权主义运动已蓬勃发展四十余年后的现在，在关于女性问题和女权话题热点频出的当代中国，重读这本以20世纪70年代的伦敦家庭主妇为访谈对象的研究报告是否已缺乏现实意义？并不。我们必须看到，直到今天，对于女性依然存在着家庭与工作的二分法，女性仍被认为有两种选择：外出工作或留在家里。这就意味着留在家里无关工作。无偿家务劳动在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里依然只能被降格为家庭“卫星账户”估测，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而女性自身依然在为应不应做全职太太、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有价值争执不休。
也正因此，这本已距离我们半个世纪之久的《看不见的女人》才更值得重温。它提醒我们要跳出自身立场去思考——职场女性不应自得于摆脱了经济依附地位，而应反思是否正在职场和家庭中遭受双重不公，“为履行所有职责而疯狂拼命”；家庭主妇不应自诩过自由生活，而应反思所谓自由究竟是“从某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消极撤退，还是“选择进入某种生活”的真正自由；呼吁“要尊重个人选择”的，要认清家庭和社会是如何在女性早期成长过程中形塑她们，使她们“认同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的传统职责”，将社会性别角色与自我定义混为一谈；诉苦“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的，要厘清家务和育儿并没有硬性要求和标准流程，作为女性必须退守家庭的绝对困境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的牺牲不过是对大众观念和角色定位的降服。
认清这些，再来重温半个世纪之前安·奥克利设置的那项测验：我可能是职场女性或全职主妇，可能已婚或单身，可能做了母亲或此生都不想生育。那些都只出于我的决定。而我，我可能敏感、可能热情，可能温柔、可能聪慧，当然也可能时而软弱、时而暴躁，时而自认卓尔不群、时而接受泯然众人。这些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我，我只是生而为女性，我也是一个应为世间所看到的、真正独立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