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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凤凰卫视） |
香港抗疫的摇摆和失误，有管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根源：其一，香港公务员、甚至一般社会精英习惯于崇拜和追随西方价值和模式，不相信国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续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并不真正愿意回应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其二，香港的精英层与西方利益过于深厚及密切，决策与执行优先面向与西方通关，对与内地通关存在犹豫和软抵制，造成与社会民众利益及国家战略利益的严重脱节；
其三，西方在香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响力网络，有强大的游说甚至牵制性力量，对港府决策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客观上也需负上一定的消极责任。
港府现时采取的收紧社交距离与增加检测量的措施仍属于常规应对措施，预期无法阻止病毒扩散及疫情升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缓解。如果仍以动态清零为政策目标，就必须一方面动用特首的自治紧急权制定全员检测、隔离、接种疫苗的防疫规例，另一方面正式请求中央全力援助，结合中央与全社会力量进行抗疫闯关。
社会配合是动态清零的关键条件。西方社会也尝试过清零，但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社会自私而不自律，不愿意为集体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权利的部分牺牲，导致系统性抗疫失败。事实上，与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严重人道和人权代价的，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优选路径。香港社会有个人主义基因，也有社会自律和集体互助的东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会领袖应做好抗疫动员和心理引导，才能推动社会与政府一起实现清零目标。
抗疫也是对“爱国者治港”的实际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关键测试。“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态上就是“爱国者治港”。
在这一原则下，选举制度已结构性改革，公职人员已落实宣誓，宪法、基本法与国安法教育正逐步推展，但特区管治团队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务员传统以及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还不能达到真正的“爱国者治港”的规范水准，尤其是无法达到“坚定爱国者”或“贤能爱国者”的理想要求。但这是一个正在转变、并有希望实现的新目标，特首及其团队对此亦有一定的认识和努力，需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和改正的机会。
抗疫的具体表现涉及香港民生、爱国者治港实际能力、与中央的互动能力以及融入国家大局的战略实现能力，具体指标和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综合评估。目前来看，特区政府仍有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决断而行，抢回失去的时间和信念，真正实现动态清零及与内地通关，完成“爱国者治港”的关键测试。其最终表现对特首选举的具体影响以及中央的相应评估，还需要跟进观察，目前并无确定性结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