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痛点，究其原因，时空限制、资源约束和地方保护等是主要症结。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平台和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以社会资源精准配置为核心，重新构建新型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变传统的固化的商业价值链为发散的竞争的商业价值网，有助于打破存在于城乡和地区发展上的各种束缚，促进均衡发展。比如美团配送平台覆盖全国2800个县级以上的城市，涵盖餐饮、生鲜、商超、书店、鲜花等620万多品类商户，就是数字经济通过“长尾效应”释放居民的多样化个性需求，并推动满足这些需求的小规模柔性生产发展，使得偏远地区的小微企业也有机会参与头部平台的整体运作的最好例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这一方面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这方面发展迅速，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移动宽带覆盖超过99%的行政村；截至2021年9月我国5G基站数量超过100万个，占全球总数的70%以上。另一方面就是基本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例如，浙江省德清县依托17个图层、232类数据的数字乡村底图探索乡村治理可视化，借助6大类、534个感知设备的物联感知网挖掘乡村散落数据，加之数据共享应用，实现了实时提供便民服务、掌握村情民意、预警处置事件的智能化乡村治理，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治理的精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经济并不会自发生成共同富裕。马克思曾经深刻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给社会带来的阶级分化和经济停滞弊端，数字技术在不加干预的资本逻辑运行中，同样也会出现大平台企业垄断、数字鸿沟扩大、“马太效应”加剧等风险，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所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充分认识和用好数字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数字经济成为新时代赋能我国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精兵利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