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樊吉社还分析了美国为服务于冷战外交而创设的另外一些政府机构。首先，国会通过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重组了当时对外援助项目的架构，对军事和民事援助加以区分，创立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专门负责统筹安排救灾、扶贫等非军事援助项目，使之具有更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意义。其次，国会在1961年9月通过《军备控制与裁军法》，创设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其核心使命是从事和协调政策研究、为美国参加军控和裁军谈判做好准备、处理与军控和裁军相关的公共信息。当然军控署已经在1999年4月1号愚人节那天被合并到国务院，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最后樊吉社梳理了美国研究团队的调整。二战结束后，苏联研究勃兴，专家队伍快速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在1946年设立了俄罗斯研究所，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设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但从业者不多。50年代末，13所大学设立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聚焦俄罗斯、斯拉夫和苏联问题研究。大学、基金会和美国政府共同推动研究的快速发展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到后期，苏联发射卫星，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敦促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拨付款项支持区域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成为最受益领域。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在20世纪70年代也大力支持了苏东问题研究。70年代初期，美国的苏东研究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成立58个研究中心，有83个颁发学位的项目，学习俄语的学生达到4万人。
樊吉社说：“回顾去历史上美国三次战略调整，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以及能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第一，要凝聚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共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第二，一旦出现战略共识，就调集综合力量指向特定的国家或特定方向，冷战期间是指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恐时代是指向非国家行为体，指向中东等等。第三，国内决策机构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反恐时代，我们都看到非常清晰的特征。第四，在相关国别和区域问题上培育决策所需的支撑力量团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对外战略调整体现的主要特点，也是战略调整从畅想到落实的实践过程，它有基本的一个先后的顺序。樊吉社认为，这四点既能总结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也可以成为解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一个参照的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