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印太经济框架”涉及的大部分经济议题，在美国此前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都有所体现。从这个角度看，该框架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美国之所以不寻求加入CPTPP而是另建“印太经济框架”，完全是出于美国优先的利益考虑。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印太经济框架”遏制中国。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国内主流舆论普遍呼吁所谓“制造业回归”“保护中产阶级就业和福利”。拜登政府更是自我标榜为“中产阶级外交”。受这种政治环境及社会环境影响，美国更希望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单向的贸易协定，而非双向让渡市场、互相减免关税的自贸协定。
“印太经济框架”与TPP、CPTTP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单向的经济要价，并不是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定。它强调的不是开放、多边、平等、互惠的自由贸易，而是建立由美国整合及主导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显然与多边主义理念背道而驰。
陈晓晨：从本质上看，“印太经济框架”不是自贸协定，而是一种排他性、约束性的贸易规则。一般来说，自贸协定也有约束性条款，但是其主要目的是规范成员行为，避免实施一些限制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举措。“印太经济框架”则是对特定贸易对象、方式和领域进行限制，并鼓吹所谓“替代性”，实际就是要把中国从地区供应链中排除出去。“印太经济框架”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将对地区既有贸易秩序构成挑战，对地区贸易自由化产生负面影响。
王晓鹏：美国借“印太经济框架”追求多个“小圈子”的利益叠加，势必带来国与国之间、各个次区域之间贸易壁垒的增加。同时，美国将“印太经济框架”与地缘政治议题进行捆绑炒作，鼓动印太经济体与中国市场“脱钩”，将会损害这些经济体的经贸利益，破坏近年来形成的地区贸易自由化良性节奏，对美国自身而言也是“损人未必利己”之举。
“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如何？美国能得偿所愿吗？
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称，“印太经济框架”不像自贸协定那样对成员国形成约束，能够产生多大效果仍然存疑。这种框架性安排的前提是“不包含市场准入承诺”，不能提供诸如进入美国市场这样的实际利益，所以不能轻易吸引那些对中国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的东南亚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如果美国提议的框架不能让印太地区国家信服，可能会对美国的“印太战略”造成严重损害。
张茉楠：“印太经济框架”的特点和属性决定其不可持续，不会走得太远。
一方面，印太地区多数国家以出口导向为主。若“印太经济框架”只是美国单方面“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承诺”，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协议条款中，不能实现相互对等开放市场，也不能给予他国优惠和利益，其吸引力将不会太大，印太国家也不大会盲目追随美国。
另一方面，印太地区大部分国家都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和投资往来，从与中国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有安全保障的诉求，但也不会愿意放弃自身经济利益，卷入大国博弈中。进入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将推动亚洲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这种排他性、对抗性的经济“小圈子”，与印太地区多数国家所坚守的开放、多边的自由贸易立场是相悖的，这种所谓的“合作”注定无法成形。
王晓鹏：“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前景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复苏发展、进一步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各个经济体的普遍共识。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利，对旧有的全球治理模式抱残守缺，导致其提出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色彩，与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秉持的开放、多边的自由贸易立场背道而驰，其独占技术优势、强化经济霸权的倾向更是不得人心。可以预测，“印太经济框架”必定前景黯淡、难以长久。
陈晓晨：“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拜登政府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与美国主导建立的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五眼联盟等如出一辙，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小圈子”“小集团”。这个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所谓“经济框架”，与促进贸易自由化无关，也将从根本上限制自身的长远发展。
在地区国家与中国保持紧密经贸联系的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未来发展将面临“三难”，即它所追求的代表性、排他性和实质性三大目标注定无法同时实现。具体来看，若要达成一个具有实质性约束力、又针对中国的排他性协议，就不会有很强的代表性，无法吸引地区大多数国家，可能只有几个美国的“忠实盟友”参与；若要吸引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所谓针对中国的排他性协议，可能只会得到一纸缺乏实质内容的宣言，缺乏实质性内容；若要确保成员具有代表性、条款具有实质性，美国最在意的排他性就会大打折扣。在我看来，“三难”将是“印太经济框架”未来面临的核心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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