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支持措施推行应特别关注青年群体的婚育意愿及行为。对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结果显示，政策宽松化显着增加了二孩的出生数量、提升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但由于一孩出生数量和一孩总和生育率过低，在总体上呈现为近年来出生数量的不断下降与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因此，中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关键在于增加一孩生育。重塑社会婚育文化，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营造适龄婚育和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应成为配套措施的重要内容。
配套支持措施推行还应贯穿社会性别平等理念。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程度的提升，育儿所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愈加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的性别角色分工存在不一致。在单位，女性往往与男性承担同样的工作职责；在家庭，女性则被视为生育主体，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用人单位在招聘、晋升等环节对女性的评价。生育政策宽松化、产假延长等改革举措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社会性别平等视角，扭转“育儿是女性专责”的意识，明确育儿分担机制，在利益相关者中合理分担生育的各类成本，平衡生育支持措施和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以消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
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减负赋能 按家庭需求精准施策
文章指出，生育率降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持续过低的生育率不利于国家民族发展，因此，适度提升生育水平成为人口转变完成后面临低生育挑战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努力的方向。
人口发展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人口系统的要素表现具有内外不一的性质。“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只是一种粗略说法，实质是内在自然增长率小于零，或者净再生产率小于1，反映为母亲一代生育的、存活到生育年龄的女儿一代的数量已不足以替代母亲一代的数量。这种代际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趋势的内在表现，与外在由于出生和死亡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长及人口规模变化不一定同步，而且人口规模越大、受年龄结构影响所产生的惯性就越大，表现为即使内在人口已经负增长，外在人口数量却依然继续攀升。比如，中国生育率在1992年已低于更替水平，标志着内在自然增长已经启动负增长程序，但人口总量仍呈现惯性正增长，继续从1992年的11.7亿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3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2年的11.60‰直到2021年降到0.34‰，才落入零增长区间。人口系统要素表现内外不一的这一特点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对公众理解人口形势造成很大干扰，对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出了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的更高要求。
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应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能奢求立竿见影；配套支持措施要立足于为家庭减负赋能，以满足家庭需求为出发点，关注人群需求的异质性，既要满足一般需求，也要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群的特殊需求，增强家庭发展能力；要考虑配套措施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涉及资金发放、假期安排等类政策措施，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多方诉求精准施策，确保政策措施落地落实且在较长时期内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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