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纵观中国脱贫历程，芮泽总结出四点经验思考。其一，改革开放与大量公共投资的结合使中国能够利用本身所具备的有利初始条件，追赶上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其二，收入增加、人口变化和劳动力重新分配推动了贫困减少。其三，在过去十年中，政府为消除极端贫困的＂最后一公里＂所做的努力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功。但这一点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此类政策的成本效益。其四，强有力的绩效激励、数据驱动的政策、多个利益相关方协调等有效的治理能力，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有针对性的减贫工作。“但是，”芮泽先生强调，“中国的制度性安排是独特的，且难以复制。”
在谈及中国未来脱贫议程时，芮泽认为，中国要重新审视贫困线，将政策从原来的聚焦农村地区扩大到覆盖城市移民和城市地区。中国虽然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但其国家贫困线还远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按照典型的每天5.5美元标准，2018年中国仍有接近25%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对穷人而言，劳动收入仍然是其摆脱脆弱性的关键途径，而经济转型尚未完成，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在农村，乡村振兴是否又是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在城市地区，则生活着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其中许多人是城市移民，目前无论是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还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安排，都无法完全惠及城市移民和非正式工人。
“此外，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也是中国未来的脱贫议程之一。”芮泽分析，尽管最近中国在努力减少不平等现象，但不平等现象仍然很严重。用以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而投放在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资，其代价是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债务和逐渐减少的回报之上。家庭内部跨代的社会流动性也一直在下降，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公平失衡，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更易获得优质教育。
“中国的经济转型尚未结束，未来它会被服务业所驱动。”在讲座最后，芮泽对中国未来经济形势作出展望。在他看来，服务业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其技能集约程度会高于资本集约程度。中国在资本深化方面已接近饱和点，下一阶段的增长将需要依赖更多人力资本。鉴于机会平等的重要性，中国的共同富裕议程将是其增长议程的关键环节。中国的净零目标加剧了调整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这也同样会支持经济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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