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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 |
中评社北京4月26日电／4月20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传播院联合举办了以“历史视域中的中医抗疫”为主题的讲座，主讲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余新忠就此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在讲座中，余新忠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医在抗疫活动中的角色。他指出，三千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一个勇于战胜疫病的国度、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历史经验，中医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战胜传染病的过程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现代以来，中医给人们的印象却大大跌落，在抗疫方面的阵地不断被西医侵占，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位的。
余新忠指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少中医界的代表人物都为抗疫活动贡献了巨大力量。但中医在抗疫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见得完全被大家认可，甚至由于大众的刻板印象，往往导致中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被一定程度上忽视。
“社会对中医效用的不认可与选择性忽略是中医话语权困境的体现。”余新忠表示，中医有着很大价值，其价值应当得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客观效用也应当得到重视。
余新忠指出，中医与西医各有所长，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医的客观局限性主要在于其缺乏组织性的行动；中医对瘟疫往往“重治而轻防”，强调个人的治疗，没有建立稳定的体制。
余新忠认为，许多对中医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从医理层面对中医的抗疫成绩进行说明，而很少展现中医在具体实践中的地位，有时还会过度夸大中医的抗疫效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医对大众的印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事实证明，过度夸大中医效用很容易使中医处于尴尬地位，并被日渐边缘化。
余新忠指出，中医要想成为真正的替代疗法、民族的医疗概念，必须要立足其疗效。用强调中医的文化属性的方法来支持中医发展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不能仅仅简单地停留在这一阶段。在强调中医文化属性之外，不能忽略挖掘中医的科学属性。在科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在疗效上的突破、在医学上的核心竞争力应当更多成为中医发展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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