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23日电／中国制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未来有哪些趋势？我将从过去、现在、未来做一个画像。一己之见，与大家分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制造四个字应该加引号。中国制造即Made in China，在国际上它已经有一个定型的概念，对Made in China已有一个的固定印象。某种程度上，Made in China应该是一个过去式的专用名词。其内涵就是价廉物美品质一般。如果要改变Made in China在国际社会，在世界制造业行业和制造业产品市场上已有的固化形象，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事，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也是本文的主旨。
反思与调整：制造业的新定位
近些年，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正在发生剧烈调整。这个调整是对过去产业政策的反思的结果。或者说，中国制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有哪些需要反思、校正的东西？又有哪些需要确定下来的东西？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年》中的第一句话，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这就是我们对制造业的新定位，关键是四个字：立国之本。7年前讲这件事可能大家都一带而过，印象并不深刻。如今已过7年，我们再看一看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当中，什么行业能当得起立国之本这四个字，恐怕也只有制造业到了这样的高度。
总书记也讲过一句简明朴实的话，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这个实体经济概念，我认为是从2008年后在各个国家才开始流行起来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个国家都带来很大的警示：经济过于金融化、过于虚拟化必出大问题。对虚拟经济的反思和对实体经济回归，是这十四五年以来全球的大趋势。英国曾经是最早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上来之后推行再工业化。英国再工业化的概念告诉我们，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我们的规划是2035年实现工业化。但2035年以后中国是不是要放弃工业化呢？也不然。我们提出来的新型工业化概念，就说明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时期，美国也也提出制造业回归。尽管在奥巴马时期制造业回归做得不是很多，但是到了特朗普时期，到了拜登时期，做了很多具体的事，它不再光是一个口号。
原来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等，最早接受了英国人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后工业化，而且是大趋势，是第三次浪潮，过早地放弃了工业、放弃了制造业，或者说制造业、工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的比重下降速度过快。所以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此不展开。
七年前，当时中国工程院的一些专家、院士屈贤明教授等人，模仿德国2013年颁布“工业4.0”，提出了中国制造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思路。这个思路后来经过“起草小组”充实，以工信部、工程院的名义提交到国务院，最后变成了“中国制造2025”。但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一直是在强调结构调整，2016年还开始去产能，主要针对制造业。当时的支柱产业是房地产、金融、新经济、互联网+。
2016年之后，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出现了重要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房地产，“房住不炒”，弱化房地产的投资功能。至今能看到房地产热迎来了彻底的降温，正在回归本位；之后是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金融的功能第一位就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不是拿钱自我滚动、自我发展。大家可能还记得被抓的前任中信银行(601998)的行长孙德顺，中纪委的通报，第一条就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决策部署，限制、压降制造业贷款”；对于互联网，也是从去年也开始回归它的本位。互联网流量为王、平台垄断、大而不倒、无序扩张的生存法则正在调整，其投资功能、媒体功能开始逐步剥离。
“十九大”报告里面出现了实体经济这个概念，提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这个概念不同于以往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等等，现代化产业体系着眼于系统性、整体性。更不同于一二三产业的划分，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强调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分四大块组成，实体经济是第一块，第二块是高新技术，第三块是现代金融，第四块是人力资源。对现代产业体系做这样的划分，无疑是有意识的突出了实体经济、工业和制造业的地位。实体经济是整个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高新技术、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当然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实体经济放在了突出的首要的基础的地位。实体经济是什么呢？实体经济也包括采矿、能源、交通、建筑等等，但它的80%是工业，而工业的87%是制造业。所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制造业。一句话，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运用现代产业体系和实体经济概念，实际上是对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一个大调整，而调整的结果是突出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
十四五规划里还有一句话，“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是一个扭转性的信号，就是要扭转脱实向虚、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的现象。不仅是在中央层面上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各个地方都在落实。比如说北京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由现在的制造业占比11.5%，提高到15%左右，提高3.5个点，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它不仅是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而是还要有所提升。当然提升的应该还是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包括服务型制造业。
前些年，制造业相对边缘化。在房地产热的时候，我们在浙江这一带调查，像温州、金华这地方，一个家庭中，丈夫是在做制造业，妻子是在炒房子或者炒股票。到了年终之后，丈夫的厂子只能靠出口退税赚到5%左右的利润，企业靠银行贷款过日子。但是妻子在炒房子、在炒股，赚的却比从事制造业的丈夫要多。当然，这种制造业企业家灰溜溜的情况在逐渐扭转。
我认为一些城市应该作出反思。举一个杭州的例子。杭州历史上实际是个实体经济、中小制造业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有钱钢、民生制药等等，杭州过去的实体经济基础很好，但是这些年电商发展迅速，毫无疑问它是新经济的重镇，是真正的国际性电商之都。但是，2010-2020年十年间，杭州市第二产业占比已从47.8%一路下降至20%。在数字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荣光下，杭州工业的失落却少有人问津，杭州的产业空心化。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应该反思，当然，有可能已经在反思。一个城市经济结构过于单一，过于虚拟化，外部环境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变数。整座杭州城围绕着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大企业，延伸出了很多的产业集群，产业链，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旦阿里巴巴出现问题之后，或者说电商的发展速度减弱之后，整个杭州的经济就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房价、就业、资金链等等。一个城市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实体经济占比太低或者下滑速度过快，就必然会面临发展不够稳健不可持续的问题。
信息化和工业化是什么关系？我想引用浙江大学机械学院谭建荣院士的观点，他说信息化再发达，还是要依靠工业，依靠制造业。他举了传感器和芯片的例子。信息化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传感器、芯片这些基础的制造业。只有高端制造做到一定程度，才能支撑信息化的不断升级。信息化能走多远，主要依靠高端制造业能走多远。我还想用一个故事讲讲信息业、通讯行业和实体经济、制造业、工业的关系。阎锡山的父亲在运城做生意放高利贷，他的儿子在太原做官，阎锡山接父亲在太原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要回去，阎锡山就说，你看你待了几个月，你回去时，我这里有什么好的，你可以带回去。父亲给阎锡山说，我就看我床头上有一个电话机，这个好，这个电话机我拿起来一叫，要红酒有红酒、要白酒有白酒、要牛肉有牛肉，这个东西太好使了。阎锡山就哈哈大笑，说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它的背后支撑的是制造业，是工匠、是农民、是工人和企业，东西没有制造出来，光有这个电话机不行。我觉得在今天，发展新经济，推进信息化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制造业和工业这个基础不要丢掉，要把信息化和工业化结合好。
我们中制智库有一个口号，叫做“制造业既不是朝阳，也不是夕阳，制造业就是太阳；制造业既不是红海，也不是蓝海，制造业就是大海。”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说，你这个比喻挺好。其实，我们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物质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它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是基本前提，是第一位的。
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大体吻合，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建国100年的时候，要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中国制造2025提出来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当中，2015-2025，是一个阶段，要进入到制造业强国第二阵营；2025-2035年第二个阶段，进入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阵营的前列；到2045年，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具有引领性的、有综合竞争力的世界制造业强国。2045年建成世界制造业强国和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概4年的时间差。先要建成一个制造业的强国，然后才有可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忆一下，入世的第九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2010年的时候，制造业增加值跃上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次年，即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均有赖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支撑。
入世后，中国加入了全球产业链，制造业快速发展， 2001年入世到2011年，是中国制造业利用全球化得到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今天这样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面临着三大冲击：新冠疫情、中美摩擦、俄乌战争。面对三大冲击，我们一方面庆幸有了“中国制造”的强大基础，另一方面，必须思考当下的挑战。
当疫情来临全球产业链断裂的时候，中国恢复较早，当时全球抗疫主要物资来自于made in China，中国的制造业储备和协调能力显示了巨大优势。然而疫情常态化之下，如何保供应链、保制造业企业、保就业，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世界工厂地位，需要认真拿出应对之策。
中美贸易摩擦,真正摩擦的不是贸易，不是关税，实际上是高新技术制造、高端制造。班农等人对《中国制造2025》的敌视，很能代表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担忧和惧怕。未来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在先进制造、高端制造上的竞争，应该是非常尖锐、非常激烈的一个方面。未来的全球化会不会变成逆全球化或者半球化？这对中国的制造业至关重要。
俄乌战争，使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当发生战争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是多么重要。俄乌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装备制造，打的是先进制造，打的是智能制造。所以当我们说中国是制造大国还不是制造强国的时候，从逻辑上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中国是军事大国，而不是军事强国。譬如说航母，二战时期美国的航母就到达147艘，英国96艘，日本也有25艘。要成为军事强国，就要重视和发展制造业，尤其先进制造、智能制造、高端制造。
“中国制造”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中国制造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该怎么定位？处在什么方位上？什么样阶段上？关于这个问题，用两句句最核心的话就是：中国制造业大而有韧性；中国制造业正处在由大变强的关键跃升阶段。这就是中国制造的现状。
什么叫“大而有韧性”？这需要从中国制造的独特优势说起。中国制造业经过建国7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这40多年的发展，有了在全球不可替代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建国70年尤其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制造业41大类， 200多中类，500多小类，中国一应俱全，我们有传统制造完整的产业链。全链制造，且有一定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点上，印度、越南可能和我们没法比。
第二，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产业和市场有纵深，有回旋余地。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达4亿，超过了美国人口，中国的消费环境也是全球第一。通过电商，基本建成了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消费环境也处在世界前列，购物有京东、淘宝，物流有顺丰，支付有微信，有支付宝，开会有钉钉、腾讯会议，出门有滴滴，吃饭有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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