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主持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工作后，与秦怡的交流比较多。进入晚年的她，无论面对名利还是困难，都蕴含着一种宁静与坚韧。
2019年，秦怡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由于健康原因，她无法到北京参加颁授仪式，我和她的女儿斐姮代她出席。回到上海华东医院，我们将金光灿烂的勋章挂在她身上。女儿问：“您是不是很幸福？”她回答：“许多人做得比我好。”
我喜欢聆听前辈艺术家的讲述，那是他们的生命篇章，更是他们的精神图谱。抗战爆发后，16岁的秦怡为奔赴抗战前线而离开家庭，辗转来到重庆。她常和我讲起那段岁月，讲述《大地回春》《战斗的女性》《茶花女》等话剧的演出细节。她说，有一次在后台卸装，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第二天准备去砸《新华日报》的消息，她马上跑去报信。她还讲到当年与地下党一起策反敌军飞行中队的经历。她波澜不惊地说着，但作为听者，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波涛汹涌。她讲述的革命经历，由于当年属于单线联系，不少当事者先后离世，后来我们走南闯北，想尽办法找到历史实证，证明她曾经的革命贡献。这段岁月是秦怡走向思想成熟和艺术成熟的人生枢纽，所以她刻骨铭心。
2018年初，演员牛犇来办公室找我，邀请秦怡和我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为此，我去医院与秦怡交流。她欣然答应：“牛犇是个好同志。他演了许多大家喜闻乐见的角色，他心中是有观众的。”其实，这正是秦怡与牛犇互相引以为同志的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