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投向金融领域。为应对周期性金融危机，美联储频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动辄买入上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国债。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务业扩张。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80%，包括金融业、房地产、法律服务等。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速的上升，且使自然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低利率水平又往往刺激通胀加剧。同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妨碍了市场出清，导致“僵尸企业”占用过多资源，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造成挤出效应，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疫情暴发后，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美国消费虽然迅速提振，但需求侧过热更映衬出制造业萎缩导致的供给能力不足，进而抬升通胀水平。
虽然依托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享受到“全球生产、美国消费”的红利，但也埋下了制造业衰落和通胀问题的种子。这种经济格局加之长期无节制的宽松政策，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催化”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胀局面。
美国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机制性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先后试图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计划”等经济转型措施，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国内体制自我纠错、自我革新动力逐渐丧失。一方面，对依靠货币政策的增长路径形成依赖，习惯用印钞和发债解决问题。数十年来无节制地提高国内债务上限，近年呈现加速态势。目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超3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GDP的比重约130%。疫情暴发以来，债务总额增加约7万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债务增长最快的时期。债务高企局面也极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治越发极化，纠错机制愈加失灵，两党争斗甚至达到“为反对而反对”的地步。反映在经济领域，便是美国政府对推行结构性改革即便有心也无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