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刘大先硕士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那时我对少数民族文学一无所知，一切都从头开始边干边学。兴趣都是可以培养的。”慢慢地，他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上缺乏独立性，往往只是提供对象与材料，于是写出了两篇长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试图进行理论反思与建构，提出了“多元共生”的研究理念。随后，他的专着《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提出“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被认为“将民族文学研究带到了2.0版”；《文学的共和》一书则描述了一种考察多民族文学的路径：立体观照历史与地域，综合考察影、音、图、文不同文本形态，跨越口头与书面、田野与文献、社会与文学的壁垒。此后的《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和《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两书也是沿着这种跨学科综合的研究思路行进，展现出弹性极强的思维延展性。
“在我眼中，多民族文学的理想图景可以用‘千灯互照，万象共天，自他不二，相依共进’来形容。回顾历史，中国各民族间不断有碰撞、交流和融合，身份和认同从来都没有固定化、板结化，这也是中华文化的活力所在。”刘大先说。
他的这些观点，来自书斋中爬梳剔抉史料、精研理论的静态研究，更得益于持续深入的田野调查。从参加工作以来，西藏、新疆、海南、湖北、广西、四川、甘肃、云南、山西等地都留下了刘大先的足迹。他说：“我做国情调研与田野作业，足迹遍及多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行走和旅途中的亲身经验是间接经验永远无法替代的，从知觉上来说，眼、耳、鼻、舌、身、意，全体合一才是完整的。文字、图画、音像甚至实物都无法涵盖对于一地人物及其文化的整全认识。”
评论家丛治辰曾评价刘大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文艺青年”，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外，他对电影、音乐、旅行都有浓厚的兴趣，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见解。这种文艺青年的标配气质驱使他写出电影随笔集《时光的木乃伊》《无情世界的感情》，谈读书的《未眠书》，聊旅行与田野调查的《远道书》等作品。
“也许是因为这几本书被人注意到，2012年年末，我被聘为第二批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刘大先说，“客座研究员要求对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的前沿现象与文本进行定期追踪，其结果是我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少数民族文学，观照那些不怎么为人注意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化；另一条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介入到现场的生产、传播与评价。”这种转变给他最深的感受是学术研究与具体批评不一定水火不容，反倒有可能形成良性互动。“关注文学生产的现场批评为深入研究带来了更为鲜活灵动的材料与启发，学术上的理论与方法积累则为批评补充了整全的视野。”
谈及多年来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经验，刘大先提出了一个“六到”说——“眼到、耳到、心到、脑到、手到、脚到”。眼到就是要读要看，耳到就是要听要闻，心到就是要投入感情，脑到就是要进行思考与论断，手到就是能将“胸中之竹”化为“手中之竹”的表述能力，脚到就是要实地探查、亲身介入。“最好的状态是‘六到’浑然合一。”
（作者：张鹏禹，系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