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60多万个行政村，200多万个自然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乡村的集约建设，中国村落已经减少了25万多个，每天都有几十个村落在消失，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当然，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一些地方违反农民意愿撤村并村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希望乡村振兴的道路，更能符合农民自身的利益，这是对的。但从长远看，农民和村落的减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乡村振兴是要振兴乡村，但并不是一定要振兴每一个村落。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乡村也要节约化发展，节约农村供水、供电、供气、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环境的保护也要求通过搬迁移民实现农民生活的改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乡村振兴和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规模化农业经营、农业劳动者兼业和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有多种发展的路子。
我们曾尝试过乡村工业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崛起，曾一度支撑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农村完全的非农化、工业化这条路看来难以持续。中国正在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现在农村流转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的1/3。在中国农村，户均耕地祗有欧洲农户的1/80至1/60。与北美和南美国家就更不能比，而且很多耕地是处于丘陵地带的小块分散耕地，难以使用大型农业机械，所以也很难全都实行规模化经营，而在有限土地上的高劳动和资本投入，就会产生黄宗智所说的东亚小农的内卷化，即边际收益的递减，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务农的农民靠农耕难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乡村振兴从产业发展来说，要根据自身条件量身定做，走产业融合的道路，关键还是要看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长远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但保证粮食安全和耕地的红线不要碰，绿色发展的高压线也不要碰。要把绿色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
应该给乡村振兴确定几条简单和质朴的标准：一是农民的收入可以达到社会劳动者的平均收益，农民的生活能够普遍地摆脱低收入者的状况；二是农村的生活设施和生活条件与城镇不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至还有乡村风情的优势，愿意到农村居住的年轻人开始增多，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农村居民中多数人不再是以农耕为生；三是农村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改善。乡愁是我们对乡村的美好记忆和怀念，但现在一些乡村面临着衰败和凋敝的危险。
逆城镇化已经显现出某种未来发展的大潮
文章认为，为了防止乡村的凋敝，逆城镇化应该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一种选择，而且这方面已经显现出某种未来发展的大潮。一是乡村休闲旅游人数大量增加，势头很猛。在疫情之前，每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游客达到数十亿人次，几千亿元的消费，这个大潮才刚刚开始。当然，目前受疫情影响很大。二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从城市到乡村异地养老的现象越来越多，方兴未艾。在全国各地气候宜人、舒适安逸的乡村和小城镇越来越多的康养中心涌现，深受老年人喜爱。当然，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异地养老还存在着很多发展的瓶颈问题。三是城里人到乡村小城长期居住带动了乡村的重新繁荣。在中国的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等地，乡村中都出现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的聚居点。这些城里人的到来，使乡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四是一些进城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就业推动了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尽管目前中国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养老的发展如火如荼，但逆城镇化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现实的普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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