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黎智英一方的上诉论点，高院作出了全面的反驳和回应，明确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非绝对权利，不等于一刀切禁止检取、出示或披露“新闻材料”。在具体的法律执行上，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列明“指明证据指属或包含（或相当可能属或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证据的任何物件”，即是必定包括“新闻材料”。至于黎智英一方以《释义及通则条例》抗辩，法庭则指有关法例只适用于由“条例”赋权执行手令的情况，但香港国安法及“实施细则”并非“条例”，因此查阅“新闻材料”的限制，不适用于根据国安法发出的手令。若本地法律与国安法及“实施细则”不一致，显然应优先采纳国安法及实施细则。
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阐明了警方的执法依据，警方引用国安法进行搜查、拘捕行动，香港其他法例并不能成为阻挠理据。在位阶上，香港国安法更是凌驾于其他法例，黎智英以《释义及通则条例》来抗衡国安法，本身就缺乏法理依据。至于新闻自由需要保障，但“新闻材料”却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只要涉及违法行为，全世界的政府都会照样搜查，包括英美欧等国家，搜查报馆亦不是什么出奇事，但奇怪的是，在香港一些人长期以所谓“新闻自由”挑战法律，俨然一副“新闻至上”的姿态，实际不过是以新闻之名掩饰其政治之实。
国安法赋予警方合理拘捕权力
其实，就是在港英时期，港英政府也不会对搜查新闻材料畏首畏尾，审查新闻、查封报馆、干预新闻自由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奇怪的是，在回归前夕“末代总督”彭定康突然又关注起新闻自由来，在1994年修订《释义及通则条例》第12部份，要求执法者检取新闻材料时必须通过的三级制门槛，令到警方取证难度大增，法庭更往往以新闻自由为名否定警方的搜证要求。这个修订与港英政府多年来的所为完全是背道而驰，目的显然是出于政治考量，有关建议主要来自记协和香港外国记者会，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一些惹火、踩界的传媒，可以放心继续在舆论上煽风点火，而《苹果日报》就是最大的得益者，令其更加有恃无恐，最终演变成传媒与政治的“孳生怪胎”。
而今黎智英为自己辩护，引用的同样是这条《释义及通则条例》，不过是企图利用港英留下来的“救命索”苟延残喘而已。然而，香港已经进入国安法时代，国安法不是无牙老虎，赋予警方彻查、拘捕罪犯的权力，此案更将成为先例。黎智英妄图以《释义及通则条例》阻止国安法执行，不过徒劳无功，也改变不了其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