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翟新分析了吉田主义和安倍主义并指出日本国际战略选择的两难窘境。吉田茂“重经济，轻武装”的思想让日本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跻身经济强国。在国际关系中，吉田茂实行对美一边倒的实用主义。吉田茂在内政治理上采用禅让制，这也使得党内摩擦较小。而吉田主义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批日本政治家，包括当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安倍主义的主要理念与吉田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点在于吉田主义重视在物质上构建高福利国家，而安倍主义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尊严和自律性。安倍主义支持“重武装”和经济民族主义，将日美同盟定位为战略工具并主张修改宪法。翟新表示，无论是吉田主义还是安倍主义，事实上都存在着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也造成了日本进退两难的困境。在强调日美同盟融于国家体系的框架下，吉田主义极易丢失根基而瓦解；而想要提高国家自主性的安倍主义却又难以真正确立目标，减少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后，翟新分析，假设中美格局斗而不破，日本将采取以吉田主义为目的，以安倍主义为手段的安保战略；若中美斗而破，日本政府的安保战略将会是转型的安倍主义，即建设自主国家的目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廉德瑰介绍了日本政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考虑内政、瞭解内政是理解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廉德瑰详细介绍了二战后日本内政的发展历史，他认为今天的日本政治是自2000年以后的第二次逆转，即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逆转，这一变化是日本政治在战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而现在的中日关系在日本自民党内部的政治态势方面与1972年非常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仍要继续与日本开展合作、持续往来。廉德瑰认为，从日本内政变化来看，对中日关系日本方面持乐观态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分析了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和影响，并指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蔡亮认为，从中日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台湾问题，其核心是日本政府能否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中日能否维系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对日本而言，与中国大陆保持官方往来是“大前提”，而维持与台湾地区的非政治接触是“小前提”。从横向上来看是“大小前提”并存，从纵向角度而言则是“小前提服从大前提”。蔡亮指出，岸田内阁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为，现阶段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的矛盾性日益显现，其最重要变量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更是频频打“台湾牌”，甚至是“台独牌”，其“借台遏华”的目的昭然若揭，日本完全认同美国的对华定位，基于此，日美“借台遏华”的共同利益也在增强，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动机、能力无疑也在增大。蔡亮表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会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泛安全化陷阱”，加深两国互信赤字。最后，蔡亮总结，中国应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以积极应对。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应该持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以为中日关系的正确发展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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