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借鉴国际经验
主持人：国际生态保护修复的理念和实践对我国有哪些借鉴和启示？
李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生态修复研究中心主任)：为应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修复的理念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开展，为我国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借鉴。
生态保护修复是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与净增益的主要战略之一。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所有收益，通过自然资本核算可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实践案例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如联合国提出的“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计划。2019年国际生态修复学会提出“净增益”的概念，通过定量评估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前后的净增益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修复成本与效益的边际效应。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旨在保护、持续性管理、修复自然或改善生态系统的行动，以高效解决社会难题，该理念对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缓解土地退化等方面至关重要。世界银行在2008年首次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分别于2016年和2020年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内涵及定义、8大准则及28项指标，并将该理念应用到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保护修复实践中，如哥伦比亚国家级森林保护计划、南太平洋小岛国海洋保护以及美国曼哈顿下城区气候适应性计划等。
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的生态保护修复活动已成为保护地工作计划的优先事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地工作计划鼓励各国积极落实保护地生态系统完整性修复与重建的相关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已有诸多针对保护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物种重新引入、清除入侵物种等各类型生态保护修复的成功案例，如波兰共和国别布扎国家公园的综合管理计划、俄罗斯“更新世国家公园”人为引入食草动物、尼泊尔基于社区的森林景观修复计划等。
“再野化”与荒野保护修复已成为国际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新理念。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荒野定义为具有大面积的、保留或被轻微改变的自然原貌，并且未分布永久或明显人类聚居点的区域，其内涵是以自然过程为主导的、具有多重价值的野性自然区域。“再野化”的概念已从最初以保护大型食肉动物栖息地连通性为目标的修复手段，逐渐转变为以过程为导向的生态系统修复方法，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对狼的重新引入、巴西迪居甲国家公园对物种的重新引入以及欧洲通过“再野化”方式创建的“新荒野地区”等皆为“再野化”的具体实践。
灵活可调适的适应性管理过程已成为生态修复管理的主流理念之一。近十年来，卫星遥感影像、物联网、无人机等生态系统观测和实验网络发展迅速，并且通过搭建长期有效的数据监测平台为制定适应性的生态保护修复策略提供了必要信息，使科学监测与适应性管理的有效性持续提升。适应性管理根据监测、评估和结果反馈，以保障生态修复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持续调整，基于“反馈循环”模式以达到预期设定的修复目标。
借鉴国内外生态保护修复的研究和实践，未来我国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一是加强和落实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落实需结合实际情况，如快速发展的自然资源利用和城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人类活动密集区与自然保护修复矛盾。二是深入研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修复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和模式。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是基于复合生态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系统性工程，亟需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理论体系与集成模式。三是完善生态修复项目的多元融资政策。我国生态修复活动多依赖财政资金投入，应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确保修复项目获得持续性资金支持。四是加强荒野生态保护修复的实践与探索。荒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荒野生态保护修复以及生境“再野化”是未来生态修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五是推动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与应用。目前生态修复主要关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生态系统修复，对人类活动密集区的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尚未给予足够重视。
综合施策实现有效治理
主持人：生态保护和修复还面临哪些问题，下一步应如何改进？
孙然好(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近年来，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不断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量探索与实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过度修复。从污染综合防治转向系统生态治理的总体要求已经深入人心，但也存在过于强调人工干预措施和恢复数量指标，忽视生态恢复要适应生态系统演变阶段及地域性规律的现象。如在乾旱地区大量造林，在地形、土质、水分等不具备绿化条件的矿区生硬绿化，在河道生态修复中为达到防洪标准过度清淤和硬化等，投入大量经济成本，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二是急迫见效。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需要一定时间，不同生态系统类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到顶级群落。工程实施后，要求短期见效不现实，也违背自然规律。当前部分生态保护和修复考核指标缺乏不同时间尺度的考虑，造成个别工程为了迅速满足数量指标，采用速生植物、外来物种等；工程思维较重，过度采取灌溉、施肥等人工辅助措施进行生态恢复，重短期效果、轻后期维护，没有重视培育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维持机制。
三是缺乏多功能目标设计。由于在大气、土壤、水质、防洪等方面有较为明确的标准和考核目标，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在以上几个方面比较重视。相对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尚显不足，近30年来，我国人工绿化和再造林面积约占全球植被绿化面积25%，超过34%的陆地面积经历了植被类型的变化，然而植物群落复杂度呈显着下降趋势，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没有充分体现。
四是缺少社会发展协同机制。“协调布局、系统治理、人地和谐”是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阶段性、递进式目标，当前许多生态修复工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脱节，忽视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多重属性。
面对上述问题，有如下建议。
加强全链条科技支撑能力。生态修复涉及流域、生态系统、场地等不同尺度，相应空间尺度下的格局与过程耦合关系及其生态功能均有差异，应加强不同尺度生态系统本底调查和机理研究；尊重生态系统恢复的演化阶段，构建生态系统敏感空间和关键节点的预警和识别技术体系；加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作用，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要素与城、村、路、矿等人类社会要素的和谐布局与有机统一。
强化综合成效考核评价。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环境影响评价要与成效考核评价充分衔接，制定不同类型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和规范，强化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等长期生态目标；考核评价中要统筹生态系统近远期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态修复工程与旅游康养、有机农业、绿色能源等产业结合，促进产业融合、提升居民福祉，提高生态修复的可持续性；建立社会—生态综合成效考核评价制度，纳入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生态修复的初始目标通常根据某个阶段的静态问题设计，随着不同生态修复工程有效实施，生态问题会变化或区域转移，要有适应性管理的具体措施和调整机制；在调整和管理中多做减法，降低人为干预，改变当前许多生态修复工程的人为痕迹过多现象，将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资金投入比例作为重要的动态调整依据。
鼓励多部门协调和多主体参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主体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不同部门，要建立不同管理部门协作的常态化机制，统筹考核目标和监督监管；加强项目全过程咨询和监理，授权具备资质和管理经验的机构推进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等，落实总体修复目标；生态修复投资大、收益慢，须充分量化风险和收益并适度让利，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加入；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保障不同等级市场主体投融资权益。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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