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7日电／据“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SIISS”公众号消息，9月2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召开《党的二十大前后中国与世界》系列研讨会之三——《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周边外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的发言要点如下：
努力推进亚太与印太经济合作的共生交互发展
一、IPEF是美国出于地缘经济与政治目的的工具
2022年5月23日，美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协商，其侧重点是四个支柱：贸易、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反腐败）。
美国这个框架推进的目标，就是在亚太－印太地区的经济秩序中实现“去中国”影响，使中美高科技的经济实现部分脱钩，推动涉华产业链在亚太地区重构，降低各国对华的依赖密度与深度，以形成以价值观与西方规制驱动的高端技术经济集团与中低端技术为基础的开放性经济合作形态的两种并行秩序。这是战后美国以行政手段改变经济全球化规则、产业链布局的一次史无前例的举措，它将对世界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与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亚太地区近40年的一体化经济合作的分裂化，其严重后果将在未来15－20年间逐渐显现出来。
当然，这个具有准“经济冷战”框架能否如美所愿顺利上位运行，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国的对外构想经常随着政府的更迭而寿终就寝，而其非传统市场准入性的经济安排又不受东亚国家待见。但美国重新塑造世界与亚太经济格局的能力与决心是客观存在的，且不可低估。从特朗普到拜登，美政府六年里在高科技与贸易上的强势“脱钩”举措已导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陷入僵滞的困境，这反映了美国拥有的主导性优势：盟国愿意紧跟美国，认知地缘经济服从地缘政治需要；美国的消极领导作用，使多边机构在运用规则管理世界经济方面难有作为；美国会与行政当局有一系列的工具进行经济冷战与地缘政治对抗，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只能屈从其胁迫，其他国家反制的手段有限；美国在供应链、价值链上占据上游，可卡住盟国、伙伴对中国的核心技术出口；美国对规则的制定、解释与运用能力高于其他国家。
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的权力与利益格局存在，除美国盟国外，RCEP已经生效的13个国家中的7个东南亚国家加入了IPEF的协商进程，因为它们感到得罪不起美国，美国的市场、技术、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决定权、安全上的影响力与供应链重新布局选择，都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而重塑经济秩序，也有分流中国外资的机遇，有平衡中国经济影响巨增的作用。至于美日澳韩印五国，总体上是优先配合美国战略意图，以制约中国的成长与影响，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矿物材料上的主导能力方面，均欲压制中国举国体制的发展优势。
二、RCEP与IPEF可以共存发展
若以亚太地区的RCEP与印太地区的IPEF进行比较，IPEF在人口、经济规模、进口市场、科技影响力有相对优势：前者覆盖22．64亿的人口，29％的全球经济总量和38．3％的全球国际直接投资。IPEF总人口25亿，GDP总量3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1％。IPEF进口额为6．95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市场的30．9％，出口总额为4．79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1．5％；RCEP进口额为6．36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市场的28．2％，比IPEF少8．5％，出口总额为5．88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6．4％，比IPEF多22．8％。
基于以上的格局，我们既要注意到IPEF对亚太经济合作与中国对外经济利益的负面冲击性，包括在先进技术出口、供应链布局－－－“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布局上削弱中国产业与出口竞争力，动摇在华外资长期经营的信心。也要看到RCEP与IPEF的发展各有其聚焦点，在领域的内涵上处于平行交叉的进程；在公开的原则规则上与WTO、APEC及RCEP有一定的重合度，如执行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扩大社会各领域的不同群体有意义参与地区经济的活动；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有责任的发展与运用新兴技术；农业发展的生物多元化保护，环境保护等。所以短期内它与亚太经济合作并未构成完全零和博弈的关系，RCEP在传统货物贸易、投资、关税和市场准入的合作进程不会发生改变，IPEF在这些领域的排他性拓展意图仍然是模糊的，其更多的重点是在新经济形态与传统贸易领域上的立规建制。但两个机制的15个成员中11个是重合的，特别是东南亚7国，其产业现状、国情决定它们在IPEF四大支柱目标上不可能完全追随、顺从美国。如果任何新的规则与安排实质性削弱中国产业能力，也就压制了中国市场吸收能力与对外投资能力，将间接抵消RCEP各国承诺的信誉与推进的目标，损害它们其中的利益。对于它们来说，维持两头平衡，寻找共赢点与重合利益的领域是它们必然的选择。虽然美国包藏祸心，但为争取这些国家留在里面，突出美国倡议的地区广泛支持度，它在塞进其私货时不得保持冠冕堂皇与降低标准，以照顾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特点，以迁就这部分国家的参与。所以，中国在应对IPEF时，对这些国家的“两面下注”行动应保持适度理解，以此推理，也无需全面排斥IPEF的推进进程。
中国也可以此作为一种倒逼的动力，顺势而为，以“拿来主义”与“直面挑战”的态度，先行在RCEP中推出一系列新经济、新合作的理念与规则，与相关的印太－亚太国家磋商共同的新规则。应该看到，在供应链、数字贸易、网络信息流动、清洁能源、工人权利保护和反腐败等领域，并不都是美国的话语与规则构划力占据主导优势，中国同样具有一定的优势，也有劣势。但是，我们的部分劣势，也往往是东南亚国家最忌讳的不足之处，不愿看到美国强势定规。一旦我们在观念与政策上敢于放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共同劣势可以转化为符合地区区情发展的规则优势，介入性形塑地区新经济形态转型与美国加快全球供应链新布局的方向。
三、中国的应举之道
中国既要揭露、反对美国建章立制中的私利性、歧视性、国内法规与地区规则的矛盾性、意识形态化、地缘政治性的实质；又要在APEC，RCEP与WTO等多边经济合作平台上提出一系列符合新兴经济形态发展的基本原则，包括新兴技术产业供应链调整的上下端平衡韧性；高端技术产品供应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维持与保障企业经济决策的自主性；限制利用国内产业补贴与对外投资审核政策对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经济行为采取歧视性措施等等。
中国既要做好、做深对外经济合作的传统基本盘，扩大传统贸易与投资的合作范围；也要通过RCEP等合作机制与东南亚国家开拓中高端经济形态的合作模式，提出符合新经济形态合作的新构想倡议。这方面大概可以包括以下部分内容：
1． 针对南亚部分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我们应携手巴黎俱乐部、IMF、日本与债务国谈判债务重组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方案；2． 数字货币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制约美国利用美元进行不公平国际贸易结算与涉华制裁的新机遇，数字人民币已经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进行了40天的跨境交易测试，现在应先行在RCEP与APEC平台内进行磋商，构建正式的多国支付项目平台；3． 宜在RCEP内发起“亚太供应链与外包平衡发展的企业与政府协商平台”，制定更明晰的规范来推动供应链调整的跨区域分布合理化，供应链的有效安全衔接，降低政府干预，有序协调在华外企与供应商在互联互通机制下实施“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4． 引入国际版的“制式劳动合同”与跨境行业协会对工人权利保障监督的规范制度；5． 为绿色能源的发展与扩大运用，中国可尝试在太阳能、电动汽车领域与有兴趣的RCEP成员制定技术标准，在可再生能源、碳清除、能源效率标准提出务实的目标，并根据亚太国家在碳中和达标的能力，与RCEP发达国家协商建立援助机制，承诺扩大新能源的投资与技术转让，共同创建绿氢技术创新中心，构建亚太地区的碳排放权指标与交易市场；6． 在数字经济领域推行高标准的交易规则，包括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标准，制定个人数据中的隐私保护与高水平知识产权规范，提升电子商务规则的实施力度；7． 推进RCEP进程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以深化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8． 针对美元流动性紧张态势，我国央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性安排协议》（RMBLA）需讨论延伸至RCEP成员国，同时提升本区域本币金融基础设施的更新与扩大，降低交易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