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17日电／应用、连通、要素优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要树立“爬陡坡、过深坎”的长期奋斗思想，从战略目标、部署、路径、运营等方面入手，全方位统筹规划，构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拓展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空间。
一、数字经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深圳特区报发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文章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大实践，更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指明了发展方向。随着数字技术在我国生产生活中应用程度的提高，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高质量发展是新的产业与创新生态的磨合过程。然而，目前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发展面临需求减弱、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等多重困难。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应对三重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数字经济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金融等领域同样具备比较优势，产业链也相对完整。在数字经济赋能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联动，呈现出新的产业网络特征，从数据变动态势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2022)》显示，2010年以来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产业经济占比已由2.0%逐步下降到2021年的1.7%，第二产业经济占比由49.1%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40.7%，第三产业经济占比则由2010年的48.9%逐步上升到2021年的57.6%，产业结构逐步呈现出二三产业“双支柱”的发展态势。
粤港澳大湾区自成立以来，肩负着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使命，在经济发展规模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依然面临大而不强、产业结构失衡、区域非均衡性突出等多重困境。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来看，部分产业发展也尚处于无序集聚阶段。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增长模式，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的增长方式。有研究表明，大湾区部分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过高，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约束收紧。打造数字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纽约的金融湾区、东京的产业湾区、旧金山的技术创新湾区的全新定位。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并结合数字经济可降低地理因素制约、促进融合创新、产生范围经济、发挥监督约束效应等特点，数字湾区建设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谋划发力。
二、坚持场景应用先行：优化产业布局，减少湾区产业同质化
文章分析，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经济范式的转变。大湾区传统制造业规模庞大，尤其中高端制造业的基础较为扎实，具有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的资源基础和禀赋条件。当前大湾区部分数字产业化发展较为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转化及应用场景受限。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的战略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摒弃传统发展思维，做好场景和产业规划。虽然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大湾区自身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具备一定优势，但从全国乃至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大湾区的数字经济仍需要进一步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数字经济的价值最终要落点于应用。
从现实情况看，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在产业集聚、港口分工、交通物流、招商引资等领域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下一步应以专业化、高端化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和上游数字技术基础研发情况，积极布局以企业为主体的开放式的数字产业中试基地和应用场景实验室，解决数字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难点和断点。通过全面整合产业链，推介优秀数字化转型方案，让数字技术在湾区发挥更高的价值，也为湾区经济结构优化做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弱化地理因素影响，优化湾区内部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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