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强所言一语中的、直指要害。试问：国安案件审理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了保护香港的公众利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不是所谓“顾及公众认知”。国安法颁布实施仅两年多，如果公众对国安法的认知模糊、或有人认知错误，难道不顾公众利益而要迁就这样的“公众认知”吗？
众所周知，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反中乱港势力把香港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搞得乌烟瘴气、遍体鳞伤，蒙面暴徒当街纵火、火烧活人、私刑路人、打砸交通灯和港铁设施，肆无忌惮地“装修”商铺，许多议员的办事处也被破坏到“无可破坏”的程度，学生没法上学，打工仔无法返工，店主无法开门营业。香港遭受的损失不可估量！反中乱港势力这样做，就是挑战“一中”原则，实施“港独”。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后，香港才恢复了正常秩序，国安法起到了“一法定香江”的作用。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香港最大的公众利益。
把“顾及公众认知”置于“维护公众利益”之上，这说明高等法院上诉庭对国安法的理解不够精准到位，完全有“补课”的必要！
高于本地法律体现凌驾性
香港国安法具有什么地位？这是判别“黎案”能不能聘用外国律师的关键。
迄今为止，涉及香港的法律，仅有两部法律是由全国人大立法的。一部是香港基本法，另一部是香港国安法。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此可见，香港国安法的地位仅次于香港基本法，高于香港现行的其他所有法律。
香港基本法允许回归前的大部分法律保持不变，保留了香港作为普通法管辖区的特色，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政治制度的巨大包容性。但不能因此而产生错觉，用普通法的程序和习惯去约束国安法的执行。说得再明白一些，在香港，基本法最大，国安法次之，其他法律都必须遵循这两部法律规定的原则。
再看看世界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都具有凌驾性地位，各国对于负责此类案件的法官、律师有严格规定，案件当事人保释条件也非常严格。许多普通法适用地区也都不允许外国大律师插手相关案件。道理很简单：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外国律师参与审理，存在巨大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