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政府看来，价值观不仅是缓解美国分裂的“药方”，也是美国团结盟友和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在国内，拜登政府试图用修复民主的方式来弥合国内严重的极化现象。正如《战略》指出“民主是我们的核心……我们期待更多的民主来开辟前进的道路，审视和弥补我们自身的缺点”。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投资民主”的方式重塑宪法规范，缓解种族矛盾，防止选举干预，在民主的旗帜下实现各方和解。其次，拜登政府企图利用价值观来领导和团结盟友，使盟友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特朗普以贸易战、胁迫退群等强硬手段“恐吓”盟友相比，拜登政府试图塑造价值观层面上的“敌对他者”来推动盟友主动承担防务责任，幷同样利用该手段强化美国与盟友在抗疫、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从而提升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相互依赖和协作水平。⑨最后，拜登企图利用价值观议题挑拨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推动构建以遏华为目的的价值观同盟。在《战略》中，拜登试图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塑造为“民主—专制”之间的两极对抗，促使盟友与美国一道重塑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构筑遏华包围圈。比如，在涉疆议题上，拜登通过污蔑和炒作新疆所谓“强迫劳动”等人权议题，鼓动欧洲盟友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发难，使《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搁置。
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性
尽管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较前任有所调整，但其“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内病外治”的危机转嫁策略、“以实力求安全”的战略思维幷未改变。
首先，“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没有变。美国人对美式民主的自信、对“上帝选民”的执着、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使“美国领导世界”始终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在约瑟夫·奈看来，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不仅是因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硬实力优势，更是源于美国在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方面的强大引力。⑩由此可见，“美国领导世界”不仅集中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三者构成了“美国领导世界”的三大支柱——安全、繁荣与自由。即便是明显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政府也反复强调“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共40余次提及美国领导的重要性，强调“美国的复兴和美国领导的再现推动了世界发展”。⑪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样强调“美国领导世界”的必要性。如《战略》所述：“在世界各地，对美国领导力的需求与以往一样强烈，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能以实力和目标来进行领导。”在具体领域方面，《战略》强调美国在价值观引领、经贸机制、军事实力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此外，拜登在《战略》中构想的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联盟绝非平等的联盟，而是以美国为中心、按与美国关系亲疏远近排列的等级式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美国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美国与其盟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其次，“内病外治”的危机转嫁策略没有变。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美国人的特质。反映在对外战略方面，每当国内矛盾尖锐或面临外部挑战时，美国便会通过树立“对手”、夸大“对手”威胁的方式来实现美国内部团结。冷战期间，美国将苏联作为遏制对象，倾向于夸大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和其意图的侵略性。比如，在1957年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苏“导弹差距”的担忧和恐慌，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措施弥补美苏“导弹差距”的呼声不绝于耳。⑫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现象愈演愈烈，甚至一度超出美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承受范畴。为了弥合国内分裂，特朗普政府把美国国内问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外来移民和经济全球化，通过关税战、限制投资和技术封锁等手段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采取“禁穆令”、收紧签证等措施限制外来移民，是典型的“内病外治”策略。⑬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样秉持“内病外治”策略。在《战略》中，拜登对于美国国内存在的政治极化、贫富分化等问题轻描淡写，幷将国内问题归结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异己”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图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企图通过构筑联盟、投资国内、增强军备等方式挑起地缘政治竞争。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试图将中国塑造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其手法就是要从外部树立一个靶子，以达到其凝聚国内共识、重振美国实力的目的。
最后，以“实力求安全”的战略思维没有变。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推崇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特征。冷战期间，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再到肯尼迪、约翰逊的“灵活反应战略”，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维持军事优势和实力地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由此，美国不断扩充军备，以确保其对苏军事优势，最终成为一个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军事帝国。⑭2021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8010亿美元，比排名世界第2至第10位的9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要多。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打出“以实力求和平”的旗号，通过扩大部队规模、提高战备状态以确保美国的最终胜利。俄乌冲突较大程度上塑造了拜登政府的安全观念，与《临时指南》相比，《战略》更为强调军事实力的作用，其中的“投资我们的实力”便是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翻版。在《战略》中，拜登提出“综合威慑”的概念，强调“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美国在威慑和冲突中获胜的基础，美国在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捍卫其国家利益”。“以实力求和平”的观念同样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拜登政府进一步详述了“综合威慑”的方式与手段，幷提出通过大力加强核武库建设、保持军事技术优势、持续强化联盟战略等方式来确保美国对于地缘竞争对手的实力地位。
四、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冲击中美关系
在拜登当选总统后，中国部分人士对美国政府回归理性、改善中美关系抱有些许期望。但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不仅没有放松在经贸领域的对华高压政策，反而加紧在地缘政治、科技创新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围堵，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向产业、科技和金融等领域蔓延。伴随以聚焦“中国挑战”为底色的《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侵蚀中美关系的合作基础。《战略》将中国视为“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迫在眉睫的挑战”，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和对外投资“胁迫”他国，幷使用“民主—专制”这一极具意识形态对抗的词汇来定位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刻意强调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延续幷固化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竞争战略，挤压了中美两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进行合作的空间。比如，尽管《战略》承认中美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表示愿意就气候变化、传染病威胁、防扩散、全球粮食危机等议题与中国合作。但《战略》同时强调美国不会以“背离原则”为代价寻求与中国合作，不会因需要中国而在大国竞争问题上向中国让步，抨击中国企图将不相关议题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这表明拜登政府自执政以来依旧未能解决对华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矛盾：美国一方面竭力围堵和打压中国，危害中国核心利益，强调从外部塑造中国崛起的环境；另一方面又霸道地要求中方与美国合作，还不断指责中国。美国的这种霸权心态暴露无遗。拜登政府将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为中美在全球、地区和双边议题上的合作设置障碍，侵蚀了中美关系的合作基础。
其次，加速中美在关键领域的脱钩。《战略》认为美国的优先事项之一是重塑技术、网络空间和经贸领域的国际规则，旨在关涉中美竞争走向的关键领域建立排除中国的封闭式联盟，切断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壮大自身的渠道，尽可能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以确保美国对华竞争优势。在技术领域，拜登政府在加强国内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实施“小院高墙”策略、构建“民主科技联盟”、争夺全球科研人才等多条“战线”对华进行统合性压制，加速中美科技脱钩进程。⑮以半导体技术为例，伴随《芯片与科学法》的生效和深入实施，美国商务部不断强化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重点收紧对华出口芯片技术、原材料、设备、产品以及服务的限制，幷推动建立与半导体机制相关的域外投资监管机制，这些措施加速中美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脱钩进程。在经贸领域，美国打造和推进“印太经济框架”，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所谓韧性供应链体系、打造排华遏华的供应链联盟、削弱中国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⑯通过强化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供应链合作，美国将加速与中国在产业和贸易领域的脱钩进程。
最后，加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对抗。在《战略》中，拜登政府提出通过构筑联盟和增强军事威慑来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最终达到“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这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在构筑联盟方面，除了稳固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同盟关系之外，美国竭力强化以“五眼联盟”“印太四方”和“奥库斯”为核心的遏华安全机制，推动北约盟友对印太事务的介入。在增强威慑方面，美国提出“综合威慑”的概念，力图实现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整合、跨地区整合、跨部门整合、跨冲突范畴整合、跨盟友和伙伴关系整合，以达到成功威慑中国的目的。尽管拜登政府在《战略》中强调美国将负责任地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通过加强危机沟通、风险管控升级等方式寻求中美战略稳定，但美国的上述做法无疑将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强化中国的战略疑虑，加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
注释：
①TheWhiteHouse,Th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ctober12,2022,p.6,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②周方银、何佩珊：《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17-37页。
③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December2017,p.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④杨卫东：《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第95-97页。
⑤宫小飞：《美国对叙利亚战略的漂流及其地缘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6期，第79页。
⑥TheWhiteHous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ctober12,2022,p.11.
⑦刘国柱：《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9-43页。
⑧张景全、罗华婷：《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37-42页。
⑨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第12页。
⑩约瑟夫·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⑪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December2017,p.Ⅱ.
⑫约翰·肯尼迪是“导弹差距”的鼓吹者之一，但他在入主白宫后发现，所谓的“导弹差距”幷不存在，美国的洲际导弹数量和进攻能力在苏联之上，苏联幷不具备成功突袭美国的能力。参见：侯锐：《肯尼迪与美国洲际导弹发展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5月，第91-96页。
⑬宫小飞、毕朝辉：《“双向运动”与美国政治和社会分裂的经济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1期，第51页。
⑭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82页。
⑮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9期，第1页。
⑯杜兰：《“印太经济框架”的动向及其对华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3期，第95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2月号，总第3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