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合宜的系统教化与生活治理
本书作者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群众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一种完全消极被动的姿态——“你把国家治理好，让我好好过日子”，社会将会怎样？
显而易见，这将带来两个连锁问题：第一，这是否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状态？第二，如何在“长治久安”的秩序中激发持续涌流的“创造活力”？换言之，系统力量是否应当自满于现代科技所赋予的无所不能的“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而完全以一种高冷的姿态一刀切地应对一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当系统力量高度介入个体生活时，它也需要保持一种适度温情的教化功能。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如果我们把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作为不同国家的一套“活法”，那么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或“活法”，正如冯友兰所讲的那样：“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本书的最后，回到了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式的经典追问，也就是如何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寻得意义、活出精神、感到幸福。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相较于政治教化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教化。作者通过他多年来行走城乡过程中关注到的几桩“小事”，启发读者的进一步想象。比如，从未消亡甚至一直发挥着重要功能的村集体、城市街区的“社区折叠”与治理性团结、校园班集体认同感的弱化与重建，等等。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这个现代巨型系统应当成为与人为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好家园。我们应当努力设计和维护这个系统，查漏补缺，注意系统介入生活的分寸。此外，在重视社会治理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建设；时刻警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于群众路线的背离，时刻关注人心向背，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