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对未来五年到十年内中国的战略形势作出了判断。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权力结构，所以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从具体数据来看，18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东西方工业GDP占比各50%；1980年，西方国家工业GDP占比90%，非西方国家仅10%；但是到了2020年，东西方又回到了1850年各占一半的情况。未来，GDP结构可能还会继续向有利于中印等东方国家的方向演变。GDP结构的改变背后其实是权力结构的改变，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势必会带来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的中心，其影响世界市场的能力与日俱增，这为化解风险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中海安集团科研主席、BCEL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蔺睿就经济风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首先，经济形势中具有普遍性的全球通胀是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以及新冠疫情的延续也是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其次，在能源与粮食价格波动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面临价格暴涨的情况，能源与粮食供应链在各个环节与层面的波动幅度与速率的不平衡也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在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着各评级机构标准不统一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维度与社会维度难以权衡等问题，这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合规成本，还产生了对中国企业和项目政治工具化与污名化操作的空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楼春豪以“急、难、险、重”四个字概括了南亚地区整体安全形势。“急”是形势急，南亚地区在地缘上极具重要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相互作用，导致该地区形势紧迫。“难”是治理困境，南亚国家普遍面临国家治理方面的难题。“险”即恐怖主义风险上升，这与美国的不负责任紧密相关。美国将大国竞争放在首要地位，在反恐问题上不仅偏离重心还将恐怖主义问题作为大国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导致地区的恐怖主义形势更加严峻，同时使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上升。“重”指的是我国在南亚地区海外利益保护任务很重，一方面因为南亚地区对中国“一带一路”推进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南亚地区面临内外部以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风险，使我国维护南亚地区海外利益任重道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