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2日电／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严重压库，读者认为是供给过剩还是需求不足？当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明确指出，是需求不足，主张用预算赤字扩需求；而我不赞成凯恩斯的分析，我曾写过《凯恩斯理论何以失灵》一文，今天网上可以搜到，这里不再赘述。
若将结构因素存而不论，供求总量失衡不能简单认定是供给过剩，也不能判定是需求不足。萨伊定律讲：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意思是，每个生产商卖出自己的产品，是为了购买别人的产品，大家皆为买而卖，供求总量应该平衡。可现实中为何会有产品卖不出去的现象呢？
学界有一种解释，认为问题是出在“货币”上。比如有人卖出自己商品后，并未马上购买商品，而将货币存入了银行，于是导致需求不足，令社会上部分商品没有对应的购买力。骤然听好像在理，其实似是而非。某人将货币存入银行，只是他没有购买，但并不能证明需求减少，因为银行吸收的存款会立即贷放出去，别人会用于购买，需求不会改变。
从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假定市场上某生产商供应（卖）服装，也有消费者需要购买服装。可有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消费者不再购买服装，导致供应商的服装积压，市场不能出清。也许有人认为，是服装过剩了。可马歇尔却不这样看，在他看来，是服装的定价高于市场价。
何谓市场价？简言之，是让市场出清的价格，即供求均衡价格。对此，马歇尔曾用平面坐标图作过分析，其纵轴表示价格，横轴代表商品量。同时他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需求曲线，从左上方往右下方倾斜；另一条是供给曲线，从右上方往左下方倾斜。马歇尔说，当两条曲线相交时所对应的价格，即为市场价。
是的，若商品定价高于市场价，消费者不会购买，商品会表现为供大于求；反之，若商品定价低于市场价，生产商不会卖，商品则表现为供不应求。由此可见，需求不足或供给不足皆是结果，真正的原因，是商品定价偏离了市场价，只要回归市场价，商品供求一定能平衡。
在真实世界里，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农贸市场，卖菜的摊贩若蔬菜卖不完，收摊前往往会降价；飞机没卖出的机票，起飞前一小时通常会打折。再有，某些商铺在临到租期的前几天，也会清仓甩卖。所谓甩卖，当然要大幅度降价；而所谓清仓，其实就是市场出清。
以上是“局部均衡”分析，若从一种商品推导到多种商品，道理也一样。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原理，市场总有一组价格，可以让市场出清。反过来理解，若市场出现了“商品过剩”与“商品短缺”并存的状况，必是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过剩商品的价格高于市场价；短缺商品的价格低于市场价。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不外有三：
一是某些商品的生产存在行政垄断，限制了市场竞争；
二是某些行业存在准入限制，资本难以在行业间流动；
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价格既不反映供求，也不能调节供求。时下学界讨论的结构失衡，其实症结就在于此。
综上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论供求总量失衡还是结构失衡，关键皆在价格，或是商品定价偏离市场价，或是比价不合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取之策是减少行政干预或行政垄断，加大竞争，让市场决定价格。引申到国家政策层面，我认为对当前扩内需至少有三点启示。
启示一：国内需求不足，并不代表购买力不足。前面说过，需求决定于价格。价格升高，需求会下降，价格下降，需求会上升。所以扩大内需首先要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让买卖双方决定价格。否则，商品定价高于市场价，消费者不接受，政府怎样鼓励消费也于事无补。房地产是典型例子，目前大量商品房积压，并非缺少需求，而是价格未回归市场价。
启示二：扩内需不应仅从需求侧发力，而应将扩内需同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而且立足于供给侧发力。事实上，从需求侧扩内需，政府可用的工具并不多，无非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扩张（增加预算赤字规模）虽可扩大政府投资，但同时会挤出企业投资。此长彼消，社会总投资不会增加。
毫无疑问，货币扩张能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但同时也会引发高通胀。高通胀会推高利率，社会融资成本会上升；而物价上涨，消费者购买力会下降。如此一来，反而事与愿违，会抑制投资与消费。若立足供给侧扩内需，则货币政策须保持稳健；财政政策需加大减税，这样，便可扩大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
启示三：扩内需旨在推动供求总量平衡。可经济学证明：总量平衡并不代表结构平衡，结构失衡必导致总量失衡。这是说，供求平衡的关键在结构。问题是怎样解决结构问题呢？中央曾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到操作层面，有两个重点：一是由供求决定价格，让价格调节供求；二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帮助企业降成本。某些压库产品价格不降，是因为成本高，降价卖得不偿失。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上面三点启示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关键词。用一句话说，推动供求均衡要通过改革价格形成机制，立足供给侧解决供求结构性矛盾。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扩内需不必照用凯恩斯理论，应始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东京（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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