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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上世纪50年代初和章念驰兄弟姐妹的合影,后排为章念辉和章念祖,前左一为章念靖,前右一为章念驰。 |
“子其艰贞”四字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
原创:章念驰 文汇笔会
论述太炎先生的文章多不胜举,但大多集中在他的早年与中年,对他晚年的论述少之又少,尤其这方面专着,几乎没有。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谱》也只写到55岁,即1922年,以后岁月缺乏权威的记载。但更重要的原因大概都与鲁迅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两篇文稿:《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对太炎先生做的盖棺定论有关。人们不敢反对与怀疑鲁迅的权威性与正确性。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太炎先生,称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对太炎先生晚年也有遗憾,“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自收锋芒”、“仓皇制作《同门录》”,竟没有将鲁迅先生列入门下,给人一种“落伍”印象。但鲁迅先生也说,“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而1949年后又把他塑造成“半截子革命者”的代表,用来敲打胜利后居功自傲又意志衰退的革命干部,防止再出现李自成或章太炎。这种对胜利后防止革命家落伍的实际需要,对“半截子革命者”的宣传从来没有放松过,作为反面教材的太炎先生的形象愈加固化了。因此人们对太炎先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前期,加上他后期资料贫乏,尤其1927年至1929年他又两次遭到南京政府“通缉”,不得不四处藏匿,人们更无从瞭解他的行踪。正如鲁迅先生所称——“用自己的手与别人的手”筑起的墙与时代隔绝了,被逼退入“宁静的书斋”。人们也就缺乏对他晚年研究的兴趣了,研究也相对单薄,造成了对他晚年的误解。
一个老人往往会不及年轻时的奋勇与激进,这也是常态。太炎先生晚年肯定没有早年般奋勇。但评论一个人应当看在他各个历史时期,在主流问题面前的立场。太炎先生早年以反帝、反专制、反王权,冲锋陷阵;中年反复辟、反割据,维护法统,毫不屈服;晚年面临日寇侵华,他反日、反内战,坚定不移,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气节是一贯的,总是站在历史的最前沿。所以“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方面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发文确定八十三名历史人物为“中华英杰”,不允许随便否定与歪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确定了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二人为“中华英杰”,作了全面肯定。
太炎先生是鲁迅先生最崇敬的人,鲁迅先生身上留下了太炎先生许许多多的印记,无论思想、性格、文风、为人、喜好等,都受太炎先生的巨大影响。尤其在日本流亡时期,他读太炎先生的《民报》,跟太炎先生学国文,参加太炎先生的“光复会”,用稿费将太炎先生从日本扣留所赎出,用稿费为太炎先生印著作……而这个时期正是鲁迅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太炎先生当时系列文章令他神旺、令他模仿、令他追随,他称之为“战斗文章”是太炎先生最大的功绩。但太炎先生逝世后,当局虽下“国葬令”,但完全抹杀了太炎先生的革命贡献,仅仅将他作为“一代宿儒”加以纪念,太炎先生及其弟子帮助他刊落早年的“战斗文章”,这一切让鲁迅感到愤慨,他既要为先师“辩诬”,又要批评太炎先生不该太忠厚而“自藏锋芒”,但他无意要刻画太炎先生的保守落后,只是有点惋惜,鲁迅的这两篇文章主要表达了他有志继续举起太炎先生革命的旗帜,成为当代的太炎,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什么是晚年,大家认识标准是不一的,我是把太炎先生最后四年定格为晚年,即结束漂泊、定居苏州、办学办刊、教书育人、坚定抗日的岁月,即相对安定得享天伦之乐的四年,他毕竟也是人,况且这也是他一生中精彩和成果迭出的岁月。我作为他的后裔,也年逾八旬,实在有责任来弥补这缺憾。过去数十年间,我在编《章太炎全集》过程中,研究和梳理了他的一生,出了多部这方面专着,等于完成了其中许多章节,奠定了我完成他的晚年一着的基础,得以从容从他北上见张、吴中讲学、迁居苏州、讲学办刊、晚年生活、他与抗战、晚年学术、身后哀荣、晚年评价等九个方面,加以详尽阐述,以弥补“章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也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数。
很多名人之后都不约而同以完成先人论述为志,我也乐此不疲,尤其在疫情中,迫使我将难熬的日子变成有意义的光阴,也兑现了我祖母的嘱托要尽“后死之责”!当我写完这篇“前言”,终于长长吐了一口气,至于知我罪我,交给读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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