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中，台湾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兵源基地。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十多万台籍士兵被遣返台湾。当时的台湾百业凋敝，失业率很高，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妥善安置这些被遣返的台籍士兵，他们的不满成为散布在整个台湾社会中的乾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等于提供了火星，迅速酿成熊熊大火。这些从日本军队遣返的台籍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很容易就集结为一支准军事力量。他们在台南抢夺了军火库，准备暴动。但一个偶然的因素阻碍了他们形成战斗力。国民政府在台湾受降时，把日本军队交出的枪支与弹药分台北与台南两个军火库存放。台南军火库虽被抢了，但里面只有枪支，没有弹药，无法形成作战能力。正是这个偶然的因素，给国民政府争取了从大陆调动军队的时间，对这场暴动进行了镇压。虽然这个因素并不能改变“二二八事件”的整个性质，但确实为认识“皇民化”运动的后果和台湾光复后社会的复杂性，也为认识今天和以后的台湾提供了更多的注脚。
作为曾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从来就没有放弃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民间基金会的形式，在台湾鼓励台湾史的研究，每年支持开台湾史研究的研讨会，以高出数倍月薪的稿费，吸引台湾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撰写有关台湾史的论文，使台湾史的研究在台湾成为一门显学，逐渐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并从中选拔研究骨干，凝练台湾作为独立主体的话语。正是以这样滴水石穿的方式，为建构“台湾认同”和为瓦解中国的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
正是在与云汉的这种交流中，我们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对在台湾反分裂和实现国家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所需要做工作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
三、是“民主化”还是“国家建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标志着西方的话语、制度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西方的政治学者都在鼓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台湾的许多学者更是憧憬着要做“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优等生”。可是，随着李登辉不断推动“修宪”、修改教科书，台湾的“民主化”中翻滚着“本土化”的浊流，特别是当李登辉一步一步暴露出其“台独”的面目时，引起了台湾一些坚持中国认同学者的警惕。1996年台湾所谓第一次选民直选“总统”，弥漫着“人民是头家”的喧嚣，云汉的恩师胡佛教授敏锐地指出：台湾正在进行的不是民主化。所谓民主，是在国家认同确定的条件下，选民通过对政党和候选人的投票，来决定公共政策的取舍。而台湾进行的是一个藉“民主”之名，要改变“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试图建立新的“以台湾为主体”的“国家建构运动”。云汉与胡老师一起，开始对西方的民主理论、对台湾的“民主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胡佛教授和云汉都受到国务院台办的邀请，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盛典。他们亲眼见证了英国米字旗在1997年6月30日24点从香港降下，同时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的区旗在7月1日零点升起；亲眼见证了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亲眼见证了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也亲眼见证了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临时立法会议员、法官的宣誓就职；亲眼见证了香港居民对回归祖国的欢欣鼓舞。我相信能亲身见证香港回归，是云汉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刻。云汉再来上海时，竟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他参加这个盛典时的所见、所闻、所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