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同仁医院，每逢周末，前来看诊的青少年数量总会增多一些。
如今四年级的丫丫是在一年级下学期上网课时发现自己近视的。丫丫妈妈说：“一年级的时候只有100多度，每年来同仁医院复查，今年已经达到了400多度。一年级时，全班只有两三个同学戴眼镜，但现在，在同班58名同学中，有20多名同学戴上了眼镜”。
学校组织学生做眼保健操防控近视，但丫丫说，她们的班级里，“班主任就不让做眼保健操”。每到眼保健操时间，班主任便让同学们做题，“老师说做眼保健操没用。”丫丫说。
周末的同仁医院也迎来了不少外地家长。来自河北某县城的张英领着她的女儿配眼镜。张英的女儿正上二年级，她说，周围的同学们仍然很少有户外运动的机会。“每天有体育课，但一到上课，老师就给我们放动画片。看动画片是老师给纪律好的同学的奖励，如果同学们表现不好，老师就让我们学习。”一次，张英女儿所在的班级因为看动画片声音太大，被巡视的校领导批评，那一周的体育课，便都变成了数学课和语文课。
不少配镜机构也观察到了青少年近视的来势汹汹。
周末，北京潘家园眼镜城的顾客中多了不少孩子的身影。青少年近视数量的增加，被眼镜店老板们看在眼里。“比起疫情以前，过来的孩子数量确实变多了。”某眼镜店老板陈先生坦言，“但具体多了多少不知道，也许有三成。”
面对家长们对孩子近视度数增长的焦虑，陈先生拿出镜片价格表，翻开“防蓝光镜片”一栏，熟练地开始介绍：“孩子初中毕业时，所在的班里戴眼镜的同学数量已上升到九成。如果戴这个镜片，可能每年增长25度左右。但如果不戴，那每年增长100度都不算少……”
“疫情管控放开之后，到我们配镜中心配镜的孩子明显增多了，自疫情以来中心配镜都是预约制的，今年以来每个周末都络绎不绝。”赵大夫所在的配镜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附近，记者观察发现，配镜中心方圆500米内就有多所中小学。“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卷’吧，来我们这里配眼镜的孩子一直不少。”赵大夫说。
近视来势汹汹，家长如何踩住刹车
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倪海龙门诊每天需要接诊60多个病例。他表示，“如果是寒暑假，还要再增加一些号，可能会每天八九十个。”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率为何居高不下？
倪海龙认为，近视低龄化、重度化严重，主要是环境因素导致的，两大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户外活动时间严重不足；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负担过度过早，这其中主要是学业负担过重，也同时包含过多过早接触使用各类电子产品等。
而在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学部主任、教育部近视综合防控专家宣讲团团长瞿佳看来，从总体上说，我国近视防控的确取得了标志性的进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近视率下降了，从2018年的53.6%到2021年的52.6%，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其实，这几年的疫情极大干扰了近视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瞿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孩子们宅在家里上网课，活动少了，走到户外也少了，电子产品的使用却更多了，而家长对孩子近视管控的力度也不如学校。
“从专业的角度讲，如果不是从2018年开始有效地进行近视防控，现在近视率上升三个点、五个点都有可能。所以，近视防控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瞿佳说。
家庭是青少年近视的第一道防线，不少专家表示，家长们在看待青少年近视问题上仍存在一些误区和偏见。
“有人曾经这样问家长，孩子考上名校和800度近视，你愿意选哪个？很多家长宁愿选‘名校’。这是糊涂的观念！”瞿佳说。
瞿佳表示，当前家长在认识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近视不过就是戴一副眼镜”。事实上，近视防控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的部分，如果青少年近视发生得早、进展快，那么未来发展成高度近视的比例就高，而高度近视会引起许多严重的眼部并发症，造成视力低下甚至致盲。瞿佳认为，家长的另一个误区就是科普未到位，现在有一些以牟利为目的的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问题，家长却盲目相信他们的宣传。
倪海龙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他发现，长期以来，社会对儿童青少年近视普遍存在“重治轻防”的错误观念，防控近视伪科学及不良机构层出不穷。很多家长视近视为洪水猛兽，病急乱投医，与旁门左道为友。而一些家长对近视视而不见，觉得无非戴副眼镜而已，听之任之。
“最常见的几大认识误区是：散瞳验光有伤害、近视戴眼镜越戴近视越深、近视手术能治愈近视。”倪海龙说。
倪海龙表示，家庭是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力量，家长是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守护者。家长要主动瞭解科学用眼护眼知识，不轻信“近视可治愈”“降低度数”“治眼神器”等虚假宣传；要以身作则，带头不做“低头族”，增加亲子时间；要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运动氛围，保证孩子每天至少2小时日间户外活动；要积极配合学校减轻孩子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不盲目参加课外培训、跟风报班；要密切关注孩子视力变化和眼睛异常迹象，定期检查视力，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