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上升在群众参与、广泛民主。以往的方案讨论,局限在双方当局、精英层,现在则是普罗大众、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都有计划参与意见。以往某种程度上是形而上,现在是形而下。这就需要集中统一,因为民主如果不集中的话,个人、群体利益总是千差万别的,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见为主。大陆方面提出两岸民主协商“两制”台湾方案,根本是执政为民的宗旨、统一为民的导向、长治久安靠人民支持的现实决定的。群众性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台湾问题不但海峡两岸全民有份,而且“人人皆知”、公开透明、都不是门外汉,都不乐于“被安排”这样一种局面。两岸关系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两岸特别是台湾方面实际上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跨两岸利益结构,个人、利益群体离开两岸关系因素,一切社会生活都会失序、失焦、失去方向感和抓手,故两岸统一问题亦就直接关乎其实际利益。即便民进党,如果没有两岸因素,它还会选举,还会执政吗?所以,群众性的广泛讨论、民主协商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这种群众参与、广泛民主,要求我们学者在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要有群众观点、利益集团分野的意识,广泛进行田野调查、深入瞭解台湾社会阶层、群体和利益结构,使得方案更加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更能照顾社会的大多数;不要寄希望于构建“乌托邦”,不可能有一个理想方案使得每一个人都满意。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取舍的标准是最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要坚决避免方案被个别利益阶层和集团误导、绑架这样一种导向,这样的导向必然为统一后的变乱埋下祸根。
二是上升在民族复兴、势所必然。统一的时间节点实质是清晰的、日益紧迫。坦率地讲,目前统一已经前所未有地临近了,最晚的时间节点不过是民族复兴实现之日。或许可能提前到中美关系再平衡之时,或“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国际干预势力挑衅逼迫、进逼红线那一刻。换言之,以前紧迫感不强,现在要有时间节点意识,至少是最后的截止日——本世纪中叶是清楚的。
随着我们前所未有一步步逼近民族复兴的目标,统一不再是以往那种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实质无限期、留给下一代的问题了,而是现在进行时。以前的相关研究推动不能说与民族复兴无关,但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的紧密。目前的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与民族复兴进程如此紧密地连为一体,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如此同呼吸共命运紧相连,以至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么可能导致我们的方案保守,要么可能导致我们的这种讨论与历史的进程脱节而失去意义。跟不上历史的进程,历史就会用强制力揭示其强大的推动力(武力解决)。
这就要求研究探讨“两制”台湾方案时,要与民族复兴进程不同阶段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特点相结合,要与统一实现之日的中国场景因素相对接,这里面就有我们容易想到的社会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公民文明素质极大提高等因素,也有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治理、经济结构、外交空间、战略地位、军事能力等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而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我们与台湾方面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时,便能找到更多的结合部、同频共振点。这里面,切忌泛泛地讲民族复兴,而是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描绘的蓝图,实实在在地把民族复兴的场景展现出来,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接起来。如此以来,我们研究、讨论和民主协商的东风就更强劲了。这不是个简单的借东风问题,更是个时所必然的问题;不是大跃进,而是实事求是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