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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人口拐点刚刚到来，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还不深，需抢抓这一战略窗口期和政策储备期，保持战略定力，优化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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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6月3日电／人口规模下降是21世纪的全球趋势。中国人口负增长比预期提前约10年。人口负增长给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力、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正负效应客观存在。区别于其他国家，中国人口下降速度快、窗口期短、城乡和区域不平衡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既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发展、化解风险，又切实减轻家庭住房负担,全面构建年龄友好型住房政策体系;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层面的政策协调，构建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格局。
人口负增长正负效应并存，但中国人口下降速度快、窗口期短、情况复杂值得高度警惕
光明网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石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纪竞垚、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胡清文章分析，（一）人口负增长既带来消极影响也存在积极作用，需辩证看待
通常认为，人口负增长或导致经济下滑、养老负担加剧。老年抚养比提升导致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缴费者比例下降、领取者比例上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也使个人养老金领取时间延长，同时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会增加，国家财政和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受到考验。但人口负增长也会形成环境红利，资源消耗减少，生物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废弃物和污染减少，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人口数量减少和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倒逼技术创新。随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持续加大，增加了适合各年龄段人口的就业岗位，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更大限度开发，从而弥补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潜力损失。人口负增长还将带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城市拥挤减少、工作机会增多、生活压力减轻以及犯罪减少。总之，并无定论证明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因素显着高于积极因素，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应对、及时应对、综合应对。
（二）中国人口转变遵循“东亚模式”，转变晚、节奏快、时间紧
根据人口转变周期长短和相关指标变动快慢，人口转变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西欧模式”，以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其人口转变开始早、节奏慢、经历周期长，转变过程持续50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第二种是“二战”以来显现于亚洲诸国的“东亚模式”，其人口转变晚、节奏快、周期短，以日本和中国尤其明显。由于人口转变的模式不同，面临人口负增长的风险也有差异，对于人口转变较慢的欧洲发达国家，社会应对的回旋余地更充足，往往在完成人口转变近半个世纪后才开始人口负增长。中国与日本的人口发展趋势更为接近，日本已经有连续11年的人口负增长经历，加上较为严格的国际人口迁入政策，人口负增长态势短期难以扭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中国人口“未富先负”，区域、城乡结构性矛盾突出
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负”不同，中国是在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时出现负增长，是“未富先负”，将面临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复杂矛盾。区域层面，当全国性人口负增长到来之时，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一些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仍对外来人口具有吸引力，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仍会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东北地区形势更为严峻，全国性人口负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形成“弱势累积”。因此，全国性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固然重要，但区域性，尤其是地市一级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更具有地区指导意义。城乡层面，人口规模减小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年轻人口持续离土出村不回村，与乡土联结愈发疏离。以往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作为农村人口主体，但随着“农二代”“农三代”举家迁移趋势显着，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只剩下留守老人，育龄人群及青少年群体减少，不可避免地造成乡村衰落，农村在实现帮扶脱贫致富后，农村老年人因病返贫，甚至贫困化的隐患客观存在，并将直接影响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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