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地区差异。
我们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农村的农民只要用上移动支付，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很快就发生改变。数字技术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连接起来，哪怕是身处小山沟的种植户，也可以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需求动态。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把全国三千多个县、几百个地级市、三十几个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绘出来。2011年时，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水平最高，但到2021年时，全国其他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这十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原先没有金融服务，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频率和数量也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从无到有，其意义不可估量。我认为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希望。
大家都听说过“胡焕庸线”。过去，95%以上的经济都在线的东边，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总体格局依旧没有从根本上变。然而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这条线的格局已经起变化，说明西部经济完全有发展起来的可能。
第三，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创新发展。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主要原因是原创技术不够多。去年10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曾发表一篇报告，专门分析评估中国在前沿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前沿技术的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在过去十年飞速增长，在大部分领域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这说明我国的前沿技术创新一直在快速追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专利数量多，但质量不高。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毕竟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3000美元左右。这两位学者还研究了最优专利引用率。中国现在10%的专利引用率与日本、韩国处在同一个水平，距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中国技术的赶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数字经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如何保持一个开放的经济？特别是在一些国家要和我国脱钩的时候，这就更加考验智慧。
数字经济对全球都是新技术、新业态，对中国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发展机会。中国再一次站到了产业创新的第一线，非常值得我们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持续保持这种态势，一步步逼近最前沿，而不是逐渐偏离前沿。
数据是数字经济中的重要元素，其应用有助于提升效率，具备很多优势。然而数据也需要风控，如果没有一套好的规则，无法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等有关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中国，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既要适当地保护必要的、基本的权利，也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让企业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面向未来，在数字经济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继续跟着前沿往前跑，即使是面对很大的挑战也要坚持。一定要让企业和市场真正地发挥作用，同时推动监管和市场一起合作，共同找到最佳平衡点。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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