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层面做好两方面工作
文章指出，着眼于前述两个参照系，在实践层面，应至少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做好成本效益分析。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成本和效益并存，应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增效益、降成本，努力使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作为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宏观调控当然也不例外。理论上，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标尺，应是宏观经济活动的任何措施都使“宏观上的所得要大于宏观上的所失”。
宏观政策配置，要把所有相关的成本和效益计算清楚。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只论证可因此取得的效益，不论证因此付出的成本。
这里所说的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的成本和效益，也包括间接的成本和效益；既包括有形的成本和效益，也包括无形的成本和效益；等等。
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出发，最重要、最关键、最具底线意义的风险，是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无论什么样的宏观政策，都不能以触发区域性和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为代价换取政策目标实现。要以守住财政金融安全为底线，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宏观政策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全过程各领域。
一旦成本效益分析付诸宏观调控实践，随着成本和效益因素同时被列入宏观政策效应分析进程，那些乍看效益不小，但扣除成本之后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得不偿失的项目，便可被过滤掉。那些表面看起来很重要、很必要，但存在“大水漫灌”隐患，甚至可能危及财政金融安全的操作，便可被排除。于是，宏观政策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更契合、更匹配宏观调控所需。
完整、准确、全面地评估政策得失，成本效益分析绝非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必须摆上议事日程、非做不可的一道必答题。以此为基础，方可确定宏观调控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
——坚持对症下药。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既有老的，也有新的。如此繁多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在一起，就要仔细区分病因，有针对性地分别用药。
对于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逆周期调节所产生的对冲效应，是对路的。对于长期的、内部的或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制度变革，以全面深化改革加以应对和解决。
我们不仅要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应对长期的、内部的或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谨慎把握的重要原则。
我们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非平行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最主要的压力是预期转弱。只要预期转强，需求和供给层面的问题就可在相当程度上化解。而缓解预期转弱这样的压力，必须依靠制度变革，依靠营商环境的改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讲究对症下药，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仅可极大提升宏观政策的实施效率，让其靶心更精准、剂量更适当、节奏更合理，有效避免“大水漫灌”隐患，而且可以此为契机，一手抓逆周期调节政策安排、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行动，让两者各扬所长，使相得益彰的操作落实落地，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在宏观调控实践中，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必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落到经常、落到长效。其间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惯性思维的束缚。告别惯性思维，以实际行动做好经济工作，需要付出较既往更大、更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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