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福利的种类包括物质奖励、收入改善、服务升级和环境优化。生育福利化是指有利可图，提升预期。生育福利的社会化是说部分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应由社会承担。生育福利的国家化是说国家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途径来界定生育福利化的主体责任。打造中国特色的生育福利化社会或许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供借鉴。“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照料婴幼儿的需求，同时也让家长可以履行工作职责，使父母更好地平衡育儿和就业关系。中国女性职育关系的平衡问题比较严峻。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相对较重的家庭照顾责任在城镇女性就业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母职惩罚效应，特别是家有0—6岁幼童的女性，这一效应体现得更为强烈，多子女多负担是客观存在的。承担家庭育儿责任的不利影响贯穿了女性职业生涯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始终。现实中有潜在生育需求的职业女性在职场遭遇歧视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要细致研究、立法保护职业女性的就业权利和生育权益。
生育的福利友好主要包括了两个福利供给主体，即政府和企业。首先，生育的第一福利友好即政府友好。国家是生育福利社会化的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部门是相关的责任方，发力方向是“支持和鼓励生育”。政府要给二三孩家庭做福利加法，给国民以公平公正的大国生育福利待遇，并且建立成熟的长效机制。简单说，要让愿意生的适龄人群“生得起”“养得好”。国外的生育津贴（或者牛奶金、婴儿花红）比较普遍。自2021年5月31日实施三孩政策以来，中国多地政府开始陆续发放生育福利金，推出育儿补贴。地方政府的探索刚刚开始，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还需拭目以待。
其次，生育的第二福利友好即企业友好。2023年7月1日起，携程投入10亿元来补贴员工生育，全球范围内入职满3年的携程员工，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推出新育儿福利，旨在为员工生育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不会因生育而牺牲自己的职业目标与成就，这彰显了生育友好型企业的胸怀、远见和担当。令人欣慰的是，生育友好型企业（家）队伍正在成长壮大，雁群效应若隐若现。
归根结底，生育友好型社会创建的根本在于如何看待低生育危机和树立什么样的生育价值观。生育友好包括了对少生不生的包容，也包括了对多生优生的鼓励和支持。生育多样化的状态和选择，只要是理性和负责的，都值得尊重。当然我们不是为超低生育率喝彩，而是要为低生育时代的新人口问题未雨绸缪，因为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转型。为此，国家要打造生育友好的认识（价值）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生育的文化友好、政策友好和福利友好三个方向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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