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王立强目前人不在台湾地区，也不具有台湾地区居民的身份，向心、龚青夫妇对王立强提起的控诉，台湾地区的检调机构或将会以此为由，裁定“不受理”，或即使是受理也祭出“拖”字诀，以无法传唤王立强到案而不了了之；但毕竟该案中的“友人证人A君”，是台湾地区居民，参与了对向心、龚青夫妇的诬告，在案中是属于从犯地位，因而台北地检署不能“吃案”。何况，承担向心、龚青夫妇案件的检调机构本身就必须对这宗冤案的形成负有部分的责任，出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原理，也不能逃避责任。
尽管就向心、龚青夫妇的角度而言，其个人的冤屈确实是“苦过梁天雷”，但倘是将之置放在台海关系的位置上，更是重大的事件。实际上，在“二零二零”大选的过程中，民进党当局尤其是蔡英文本人，在尝到了“香港事态”的“甜头”之后，充分利用王立强事件，为自己的选举利用服务。当时正值“二零二零”大选倒数百日前夕，民进党当局和蔡英文本人为了选举政治利益，将“王立强间谍案”的传闻，扣上“国家安全”的大帽子，藉势藉端操作反中“认知作战”，用以打击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而本应公正客观的司法单位，竟自甘堕落拿传闻当证据，还配合民进党上演对向心、龚青夫妇无穷尽的境管和调查的戏码，不仅是政治表态，更是政治追杀，结果在找不出“间谍”事证后，硬扯“洗钱案”以拖待变，继续帮助民进党当局赚取“反中”、“仇中”的政治利益。
其实即使是在当时，已经有许多人指出王立强“间谍案”之谬。包括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林荣基在接受媒体的访问中表示，他遭扣押期间接触过执行及策划的有关专案组高层人员，但未见过王立强；王立强所说的铜锣湾书店行动没有提及细节，“应该是听来的！”。也包括《金融时报》的评论指出，王立强的许多“情报”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采访的内容听起来更像是其从各种新闻听来的小道消息。更包括台湾当局情治机构的前负责人，以自己三十年负责情报机构运作的经验，指出王立强的说法疑点甚多，而且时机点的巧合也令人怀疑背后目的不单纯，质疑王立强是因为无法说服澳洲情报部门发放政治庇护，转而诉诸媒体以求留在澳洲。而曾任台湾当局军情处副处长的陈虎门也对媒体表示，以王立强谈话的资历和内容来看，根本在自抬身价。
但正在利用香港“反修例”事件而极力贩卖“芒果乾”，抬哄自己选情的蔡英文，却是趁此机会声称“中国介入台湾选举意图非常明显”，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国安单位对此都有掌握”，趁机大肆操弄，动员安全、检调跨境调查。在香港“反修例”及王立强“间谍案”两股虚火的烘托下，蔡英文以打破历史记录的八百七十一万票当选连任。但当澳洲内政部拒绝王立强的政治庇护申请，及澳洲行政上诉仲裁庭质疑其“间谍”身分，以至台湾地区检察署侦办向心“间谍”案认为“查无实据”而作出不起诉处分，及“高等法院”宣判向心夫妇无罪确定，解除出境出海禁令，直至向心夫妇返回香港后，蔡英文都不置一词。民进党当局如此忌讳王立强“假间谍”案，并拒绝向向心夫妇道歉，显然是担心，如果承认当初自己受到王立强的“误导”，那就等于是否定了蔡英文当年高票当选的正当性，并将会影响赖清德的“二零二四”选情。
现在，向心、龚青夫妇已经提告王立强诬告罪，这张牌如果能够打得好，甚至是在澳洲已经否定王立强的“间谍”身份，并放出风声将会遣返王立强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赶在明年一月十三日之前将王立强引渡回中国大陆，就必会催化台湾地区部分选民的“补偿”心理，导致部分当时出于“义愤”而投票给蔡英文的选民，心中产生某种自咎心理，决定在投票时还回韩国瑜所在的国民党及其提名的候选人侯友宜的一个公道，从而促成“钟摆效应”式的政党轮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