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文章介绍，一些发达经济体坚持零和思维，借口“防风险”“保安全”，逆历史潮流地组“小院高墙”，企图脱钩断链，人为阻断各国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内在联系，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而发展中的中国却始终坚持“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不开放就不会有发展，封闭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的正确方向，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开放、稳定、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防止世界经济落入“泛安全化陷阱”。
2023年11月，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5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集中展示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等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示了各链条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其中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供应链体系龙头企业亮相链博会，来自境外的参展商占比达26%，其中来自美国、欧洲的企业占外方参展商总数的36%。这是中国在连续举办六届进口博览会、十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及先后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基础上，顺应时代呼唤，创造出的一个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的国际化平台，也是彰显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这些高档次的国际博览会、交易会，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互利合作的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平台，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回击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去风险战略”等“逆全球化”措施的决心和担当。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巩固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是各方的利益所系和迫切期盼，也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中国举办进博会、链博会、数博会，就是为了顺应时代呼唤，创造一个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国际化平台。历史和现实证明，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保持稳定时，世界各国就普遍受益，世界经济就能稳步增长；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受到阻碍时，世界各国就普遍受损，世界经济就开始萧条衰落。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和发展者。中国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建设得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中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一要构筑安全稳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保障中国自身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持续为世界提供优质的中国制造、稳定的中国供给，从而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二要构筑畅通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强全球互联互通，让要素更加便捷循环、有效配置，使中国能够从国际市场上有效配置资源和要素，继续高水平地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创新合作，提升中国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三要构筑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对中国经济的围追堵截，营造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中国经济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积极参与绿色发展领域国际合作，努力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绿色低碳转型。四要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积极推进同各国的产业、产能合作，使中国融入广泛参与、优势互补、共享红利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之中，为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多便利、更好保障，并带动发展中国家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全球经贸规则调整和重塑中提升话语权
文章强调，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要求，也是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外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这种要素流动型的对外开放，有效促进了中国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更多的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舞台与国际先进企业同台竞争。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对外开放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策驱动型对外开放呼之欲出，以放宽审批权限、减免关税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吸引外商和外资进入中国的各种开放政策纷纷出台，如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等相继建立。这种政策驱动型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大市场，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商品要素流动型和政策驱动型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不断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边境开放的举措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价值链对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作用相对有限。
随着国内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转型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中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扩大招商引资力度，采取减税免税等雷同化、同质化的优惠政策，使得中国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政策驱动型开放的效果逐渐衰减，于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层次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势在必行。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战略部署时明确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以“刀刃向内”的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放管服改革为特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提供支撑扫清体制机制障碍的开放。与政策驱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更具基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内生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诸多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做支撑，中国的对外开放不能仅停留在放宽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减免税收、两头在外大出大进这种商品要素流动型、政策驱动型的对外开放层面，而更需要注重体制机制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全面接轨的开放。只有制度型开放，才能使中国加快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让中国经济运行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营造出公平、开放、统一、高效、可预期的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便利的市场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保障。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和政策驱动型的开放，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主动选择开放的行为和结果，为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开放，本质上尚属于被动和跟随式发展，我们在其中扮演的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和遵守者的角色。中国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尽管使中国在中低端层面实现规模快速扩张和一定程度的升级，但在迈向中高端进程中则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堵截，制约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显然，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不能始终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和层次上，在规则上也不能再继续成为被动接受者。因此，在全球经贸规则亟待大调整、大重塑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展现大国的使命和担当，实施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调整和重塑中提升话语权，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营造更优的国际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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