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特色鲜明，内涵丰富，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结合起来；二是把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和反对外国干涉势力结合起来；三是把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结合起来；四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首先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章伟文指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一样的特质，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关注外在的宇宙客观世界，中华文化则一开始就关注人和人的生命存在，关注人性问题和健全人格的养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所讲的持敬、存诚、涵养、省察，强调人的身心乃为一体，重视调整人的身、心与追求社会和谐等等，这些讨论在我们当代来讲都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灵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广泛开展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对祖国的归属感。外交学院教授杨闯认为，政治文化是有关国家政治系统的信念、象征和价值及运作机制的组合。对于两岸来说，政治文化主要涉及的核心是，在国际社会中，究竟哪个政治实体代表中华民族，哪个政治实体代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的根本利益与发展远景。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潘锡堂认为，大陆对台政策有其“硬”的一面，也有其“软”的一面，即使执行层面再有多“软”，仍须服从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硬”的一面。大陆诉诸的两岸交流、融合发展以及完善在大陆的台胞权益，均是为了“反独促统”的政治性目标。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认为，中国文化的和平基因与协和万邦的普遍秩序理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伦理与和平价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和平国际法”意义，改革开放对和平发展的价值锚定与制度践行，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平发展的价值内核与实践理性以及王道规范属性，能够制衡斗争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香港平台的WTO法律战以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的创设，充分说明“一国两制”对和平发展道路与制度体系具有规范支撑意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竞认为，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对于本身文化要具备自信。顺利将科技产品吸纳至文化实践与创新传承过程，才能证明中华文化经得起时代考验，受得住科技冲击与外来挑战，这亦是中华文化得以复兴，并且必然复兴之重要契机与保证。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朱松岭认为，中华文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历史背景下的文明发展与转型有利于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黄昭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借鉴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汲取它们的教训，在继承的同时又在创新，显示出超越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即全员性、全维度、全面性、全域性。这种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杠杆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发展。全国台联研究室原主任陈立谦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变革，赋予中华文化巨大使命与担当；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文化自信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振广认为，物质基础是决定台湾问题的关键。充分的现代化或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不仅把这个国家和民族推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巅峰，而且也将使其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上，这一逻辑同样是有效的。中国现代化程度越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就越扎实，实现统一的速度就越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