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20日电／据澎湃新闻报导，经营层对第三人责任（以下简称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本次公司法修订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公司法》第1条明确了公司法立法目的之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前提下，相关规范不仅没有为董事履职增设容错机制，反而增设了董事对第三人的个人责任，提升了董事的履职风险。正如公司法修订解读中所示，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的措施之一是，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增设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初衷是，强责任导向提升董事履职的质量，以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然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适用过程中，需要与既有债权人保护制度形成体系衔接，因此制度本身能否真正实现“强责任”功能，还需法解释学的支持。
第一，从制度背后的社会经济条件，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演变。
当法律文本规定不够明确时，结合立法背后的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理解制度功能，是消除理解分歧的重要方式。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源自1899年的《日本商法》。当时的日本，公司法内的主流思潮是赋予董事无限责任，以对抗股东有限责任产生的道德风险。如，1881年日本委托德国学者Hermann Roesler制定的商法草案中明确了，公司章程可以约定董事承担无限责任。此时，董事承担无限责任的目的不是保护第三人利益，而是通过防止董事的懈怠经营，保障公司利益。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战战败的日本，受美国为主的国际秩序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变更为董事会中心主义。这种改变意味着立法上强化董事权限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董事义务与责任的加剧。不仅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中小型股份公司董事放任经营导致公司普遍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日本商法再次启动修订董事责任制度，试图以强化董事责任的方式，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
然而，制度引入之初，仅通过法律规定的解读既无法理解其含义，也无法界定其责任性质。尤其是，责任性质问题上，1969年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呈现特别责任（多数派）与侵权责任（少数派）的观点之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