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上述三位前董事长,韩国瑜在无法“谦让”,必须接任“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以王金平、苏嘉全两位前任为鉴,在进行“国会外交”和“务实外交”时尽量避免“践踏红线”。而且,如有可能的话,也尽量减少专门针对大陆和港澳地区的“颜色革命”培训活动。
“国会外交”和“务实外交”不可行,那么,访问大陆又如何?昨日,香港《明报》就以《何时访问北京?韩国瑜掌『立院』后两岸关系的新想像空间》为题,提出了这个命题。这真是值得韩国瑜和国民党中央思考。
其实,韩国瑜曾经“在职”访问过大陆和港澳地区。那是二零一九年三月下旬他刚宣誓就职高雄市长不久。在访问行程中,韩国瑜受到高规格接待,分别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崔世安,及分别走进香港中联办和澳门中联办大楼,受到王志民、傅自应两位主任的分别会见并共进晚餐。在深圳,韩国瑜还与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会面。韩国瑜此行是自蔡英文二零一六年执政以来,台海关系紧张之际,台湾地区民选官员和大陆进行最密切、最受瞩目的一次交流。
韩国瑜当然知道自己此行的敏感性,因而将之定位为“经济之旅”,不谈政治,而且在港澳三天的公开行程中,举办贸易洽谈会及签约仪式,与港澳丶北京丶上海等多家企业,共签下总计金额三十二亿元新台币的订单。在深圳和厦门,也签署了不少贸易协议。
韩国瑜在访问大陆和港澳之时,适逢蔡英文大肆抹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两岸关系极为紧张,两岸交流也处于停滞之际。因而随行采访的台湾媒体尤其是带有“特定颜色”的记者,不断地向他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九二共识”的问题。韩国瑜都巧妙回避,并强调这趟是来交朋友丶做生意。但民进党当局仍然不依不饶,声称北京安排韩国瑜进入中联办,就等于让他直接承认“一国两制”,进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正在南太平洋三岛国访问的蔡英文,也“不远万里”地跳出来,声称韩国瑜所至的香港、澳门中联办,是中国在港澳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安排韩国瑜到访中联办,很难排除是制造“一国两制”氛围,“不清楚韩市长是否有这样的警觉”。
然而,韩国瑜还是充分利用《两岸关系条例》和《港澳关系条例》的法律空罅,成功地进行了这次访问,促使其当时高企的民望“更上层楼”。就连陆委会也“老鼠拉龟——不知如何下手”,在分别了一番“官样文章”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赴香港、澳门没有要求政治人物的行程需要被许可,但是就涉及到公权力或是政治议题协商,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向“内政部”联审会提出,如果联审会决议需要市政府加以说明,市政府需要补充说明。
那么,面对《明报》“何时访问北京?”的探问,韩国瑜又如何思考?其实,在王金平出任“立法院长”期间,是曾经有过访问北京的念头的,并向掌政的陈水扁表示,他将与“立委”组团访大陆推动两岸两会交流复谈的目标与功能。但是,他却又矫情地提出“四要件”,即“国家”需要、民意支持、“立法院”同意及对等尊重,但何时机会成熟成行仍难预料,希社会对“立法院”小组不必忧心及怀疑。
据笔者所知,当时确实是有多拨热心人士在“穿针引线”,其中一个方案是由全国政协常委会发出邀请,王金平率领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团访问大陆。但问题“卡”在王金平,非要以“立法院长”的名义,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口”发出邀请不可。由于这个无理要求悖离“一个中国”原则,因而无法踏出这极为重要的一步。
倘韩国瑜有心与“务实外交”和“国会外交”背向而行,那么,就应以王金平为戒鉴,务实地考虑由全国政协常委会作为邀请单位,率领“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团”访问大陆的议题。倘此,韩国瑜的政治人生就将增添一道浓厚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