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还发生了一宗“意外”。据台湾媒体报导，当朱凤莲表达，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人陪同家属于二十日赴金门，接回两名生还人员并处理相关善后事宜之后，台湾当局“海巡署”曾致电泉州市红十字会，希望能够就人员交接事宜进行“沟通”。但遭到泉州市红十字会“拒接电话”。这就可以助证，泉州市红十字会人员，今日将会拒绝与“海巡署”人员接触。如果台湾当局是有诚意和善意处理“二一四事件”的后续事宜的话，今日应当是委托台湾地区红十字会，至少也是金门县的红十字会组织，与泉州市红十字会人员进行接触及交接。
倘果如此，可能将会引带出，在民进党当局仍然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倘若两岸间有急切需要联络交接的情况时，由两岸的红十字会出面，就是既可以维持现行的“停止两岸制度性联络机制”的政策，也可以就关系到两岸救急就难的紧急情况进行必要的联络。
实际上，在台湾方面，红十字会是一个单纯的民间组织，但其主掌人员都具有“深蓝”的背景，与大陆红十字会的关系良好。民进党“新潮流系立委”段宜康，就曾经提案“撤销红十字会”。因此，由两岸红十字会进行紧急联络，并不抵触“停止两岸制度性联络机制”的政策。
其实，早在蒋经国奉行“三不政策”之时，两岸红十字会就扮演了重要的联络角色。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蒋经国授权台湾地区红十字会代表“政府”与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接触，作为两岸沟通的窗口。经两岸红十字会协商后，蒋经国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台湾当局宣布实施“通信不通邮”的政策，从四月十八日起，台湾民众可由台湾地区红十字会的50000号信箱向大陆投寄信件，这是台湾当局首次开放两岸的间接通邮。这种“间接通邮”的方式，是由台湾地区红十字会专门印制封面印有“香港•内详”的航空信封，让台湾民众将寄往大陆的信件收入该信封内，再由红十字会拆封后集中运往香港并转运大陆。大陆居民寄往台湾亲友的信件，也是在外信封上写上台湾50000号信箱收。这种“通信不通邮”方式，直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正式宣告撤销，实施“直接通邮”为止。在“间接通邮”到“直接通邮”的一年零一个月又二十一天中，台湾寄往大陆的信件共有三百六十九万多封。由此可见，台湾地区红十字会为两岸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九零年三四月间，大陆国务院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敏章，及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何振梁，主动以私人身份，致函邀请身兼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长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三项职务的徐亨，能早日往北京访问。徐亨在获得李登辉许可后，于五六月间组团访问大陆，由大陆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曲折、台湾地区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常松茂进行了工作会谈，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内容包括：台胞来大陆和大陆民众赴台衍生的伤、病、亡及证件期等事宜，红十字会应给予积极必要的协助；大陆红十字会将继续协助有关部门积极处理有关台湾渔船海难事件；台湾红十字会将积极向台湾有关部门交涉，给予在台湾沿海从事正常渔业生产的大陆渔民人道主义的待遇等。
有了这次接触之后，为切实解决私渡人员的遣返问题，避免再出现死伤悲剧，一九九零年八月，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台湾地区红十字组织建议，双方签定谴返作业协议，将私渡人员遣返纳入规范程式，使遣返作业在两岸红十字组织的见证下进行。双方决定在当时尚未解除“戒严”、仍是“战地”的金门岛进行秘密协商。大陆方面由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乐美真（伍修权女婿），台湾当局由“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次长室中将邓定秩，分别以“顾问”名义率队抵达金门，经过谈判，由两岸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长林、陈长文签署《金门协议》。这是继“华航谈判”后，两岸之间就具体事务进行的接触谈判。《金门协议》成为两岸执行遣返任务的依据，也是日后签署《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合作协议》的雏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