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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岗外》在2021年即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推出内地简体增订版，是对辛亥革命之共和主义的独特纪念，是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革命烈士群体的诚挚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学术钩沉与道义重估。 |
中评社香港2月27日电／《黄花岗外》的革命钩沉与道义重估
作者：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黄花岗外》，这本书的名字很吸引人，提示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联想与思考方式：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共和革命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失败”，是最终成功的关键阶梯和推力，黄花岗内的烈士、事迹、记忆和意义，其来由和定数在黄花岗外。廖书兰女士的《黄花岗外》在2021年即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推出内地简体增订版，是对辛亥革命之共和主义的独特纪念，是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革命烈士群体的诚挚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学术钩沉与道义重估。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的里程碑，是共和主义价值和政治进程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塑造时刻，而孙中山及其主义、政党、起义、牺牲与道德人格之展现，实在是中华民族现代奋斗史的精彩华章。
黄花岗在该书中成了一种精神象征，一种革命之牺牲、美德与意义的历史凝结，一种革命者之历史图腾。廖书兰女士要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精神是如何在晚清大变局之际形成和定格的，革命党为何能够做到屡败屡战，死不旋踵，奠基共和，开创现代中国。这是一个关乎现代中国之形成的重大学术命题，各学科之研究汗牛充栋，观点与立场纷呈，《黄花岗外》有何独特性及思想价值，能够在此类研究中独树一帜呢？通读全书，笔者以为如下因素成就了该书之学术与思想意义：
其一，作者旅居港台的长期生活经验及作为历史专栏作家的丰富履历，造成了对港台与中国整体革命史深切互动关系的内在观察和心得，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是其中最显着的连接点，作者循此连接点深挖成书，功夫用对。
其二，作者具有相对开阔的国际视野、文学敏感性与较为成熟的历史文献处理方法，选择黄世仲的《党人碑》（1907）为主要研究文本，从辛亥革命史的在场人物和叙事中寻觅历史之真相和精神之生动细节，并能基于客观之学术和历史研究者立场加以评判，肯定中有商榷、解释和补缺，显示学术严谨性和客观公正史观。
其三，一手资料的穷尽搜索和历史过程的细节复盘。作者通过港台及海外联系广泛搜集主题文献和一手珍贵资料，既有独家复印自大英博物馆等处的历史珍稀文件与档案，也有大量访谈整理而成的可靠历史素材，还有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史研究专家等途径而汇集的学术研究文献，这些为该书的学术基础提供了关键支撑。
其四，作者的情感投入和对孙中山精神、共和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许，书中细节每每折射出作者的学术工匠精神和细致打磨的思想品性，是极度用心呈现于世的历史文学研究佳作。
《黄花岗外》以黄世仲的革命小说《党人碑》为中心叙事线索展开。如果说孙中山是廖女士的政治偶像，黄世仲则属于其思想偶像。廖女士和黄世仲均为港台范畴的专栏作家，有着以笔入世的志向和成就。“妙手着文章”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迹。这也是为什么廖女士对《党人碑》如此钟情和倾心研究的因由。《党人碑》有着重要的革命文学地位和革命精神动员的政治功效。1907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党内地位受到一定挑战，革命起义屡战屡败导致了革命阵营内部意见分歧，意志低落，内争激化。黄世仲深度参与并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以其独特且具影响力的方式大量撰写革命政论文章和革命小说，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大业。政论文是直接的舆论武器，应急论辩，争夺政治话语权和社会文化领导权，这一斗争在内地、港台和海外激烈进行着。革命小说则更具民众普及性和影响力，以典型人物的批判性书写及历史事件的导向性叙述为主，潜移默化地开展思想文化斗争，为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事业服务。在革命低潮时，在革命理想受挫和革命事业前景晦暗时，革命领袖自身的坚持和呼吁固然重要，革命同道者的“树碑立传”也不可或缺。《党人碑》就是起到这样的历史性作用：以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首义（1895年）之历史钩沉和人物评判为线索，广泛触及晚清之际两条路线、两股势力即革命党和保皇党的思想与政治斗争，明确褒扬孙中山的领袖品质与革命思想的正确性，明确贬斥康有为的保皇路线及其投机性和历史反动性。1895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分水岭，甲午战败深度动摇清廷统治根基，为变法或革命提供历史与政治空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陡然加速。康有为“公车上书”启动了君主立宪的变法进程，相对清廷专制体制有历史进步性，但最终遭受政治挫折并催生了康有为的海外保皇运动，与民主革命路线对抗。孙中山以民主共和思想为革命确立合法性，以香港为基地建立革命组织及策划革命起义，坚决走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道路，最终推翻清廷而建立亚洲之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具有开创历史的重大意义。《党人碑》试图唤醒和传播的正是孙中山共和主义革命的道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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