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
香港自回归后50年内保持资本主义体制，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上呈现多等级且不均衡的地理分布，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半边缘构成⑬。香港自1842年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就从属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即殖民地版本的资本主义。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开始实行全球最自由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其本质原因是香港依附型的经济及特殊区位，这是香港自由经济制度和政策中最鲜明的特征。
1980年以后，资本进入全球流动，市场扩张踏入高度全球化的阶段。而自由港的政策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促使贸易兴盛，带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从而吸引大量外资聚集，带动了香港的航运、造船、酒店、饮食、银行、商贸的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销售渠道，从而推动香港实现从转口贸易向加工贸易的转变，为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香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顺应了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推进，以及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与此同时，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开放，让其成为新自由化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新兴市场。香港因其地缘优势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便利，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边缘地区，提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中介，但香港仍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主流。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欧美国家，利用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市场经济的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便利作为政治对冲，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利；而内地则利用香港的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幷进入全球市场网络和生产体系。随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且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进入核心，香港的全球城市地位也开始随之上升，幷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可以说香港的崛起，内地的因素至关重要。
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亦体现在货币自由上。20世纪70年代，香港正式结束英镑汇兑本位制，解除外汇管制，使得银行可以用各种货币调动其海外资产，宣布港元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此，港元成为世界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之一，汇价由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决定，香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外汇交易市场。投资者在香港就可以直接买卖全球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货物可以自由往来，这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
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体现在香港的信息流动上。投资者可以在香港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不用担心信息壁垒导致效率低下，蒙受损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于《华尔街日报》发表的“2018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不但再次荣登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宝座，还成为唯一总分超过90分的经济体，远高于全球平均分60.8，这也是香港连续25年蝉联这一世界级的殊荣⑭。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香港的经济自由与亲资本的营商环境继续推动香港实现经济增长和对外竞争力的提高。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的经济体，吸纳全球资本流入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关系整个经济体的生死兴衰。因此，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必然是形成对外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二）完备的法治环境
公正独立的法院、专业开放的法律业界、为政府依法施政把关的律政司、优良的法律建设、尊重法治的市民大众是维持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香港的法治建设也因此获得了国际认可。香港回归后所遵循的“一国两制”下的宪制安排，赋予了香港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相对独立而且对行政机关有事实上的制衡关系。此外，香港回归之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政府都严格秉持法治精神，处处尊重幷维护香港地区的法治。
金融对诚信和法治要求极高，法院是投资者解决纠纷、保障自身权益的最后渠道。司法独立给了国际投资者信心，也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必备条件。同时香港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仲裁地之一，世界级国际仲裁机构集中落户于此。香港的仲裁裁决可以在超过150个《纽约公约》缔约国执行。香港拥有强大的国际法律团队，世界知名律师云集：超过9700名执业律师，1500名来自超过30个司法管辖区的注册外地律师，1500名执业大律师。这些律师提供广泛的法律服务。
香港能够25年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殊荣，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有廉洁的行政机构和企业文化。在这中间，廉政公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与所有政府机关相分离的独立反贪机构，于1974年组建，职员不隶属于政府公务员架构。廉政公署反腐败靠的是四大独立：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
廉政公署不但管辖政府官员腐败，也参与管理私营机构和企业腐败。一是因为私企的腐败也是侵犯公共利益的一环。例如，上市公司贪污、商业回扣，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二是因为私营企业的腐败如不被遏制，全体社会清廉将成为一句空话，受其影响政府也难独善其身。除了廉政公署，香港法院也享有极高国际声誉，受国际投资者认可。
（三）独特的基础设施
香港的基础设施优势具体表现为香港在全球市场幷非做产品交易，而是进行带有中间投入性的服务贸易，尤其是高端产品的生产服务。香港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在服务贸易上保持顺差的经济体，排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这种软实力与香港本土的基础设施相关。
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场体制、法律与法治（包括金融、专业服务、产权及专利的立法与法治），是形成其特殊优势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而中西合流的文化和商业传统，经营习惯和长期形成的职业操守则构成香港金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是通过在香港160年的历史沉淀而成，幷非一蹴而就。其在互联互通指数和物流效率方面排在全球前列，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仍占高端地位，正是由于其软实力。
香港经济软实力的产业体现为高端服务业，又称全球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说，香港的最大优势不是经济体量，而是经济功能。其高端服务业提供完善、高效率、低交易成本的服务，幷非其它经济体可以媲美。而高端服务业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是美国、英国与西欧国家。香港对欧美贸易顺差的产业依次是金融、商业服务和运输业⑮。香港能够对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体取得顺差地位，是香港专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世界竞争力的表现，更反映出香港在全球城市中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心的地位。最为关键的是，香港对内地的特殊优势，是内地在长时间以内也无法替代的。这幷非与经济体量相关，而是与香港本土因素和经济功能密切相关。
（四）市场环境优势、银行体系和监管体系
从市场环境看，作为西方进入中国、中国走向西方的成功平台，香港市场的独特性即在于其所构成的中西融合的跨国贸易网络。自1842年英国通过强制性不平等条约使香港成为英国的远东贸易港后，英国资本开始逐步在此地建构从海外进入中国的跨国贸易网络。因此，香港作为自由港起步之初，它的贸易和商业网络就具有跨国性质。97年回归后，尽管英国资本不再垄断香港市场，但是海外资本和中资仍持续流入香港，香港的基本市场结构仍旧是由跨国资本和跨国网络构成的，幷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的服务业市场，通过华人和华资游资形成东西方的连结。
另一方面，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体现在其IPO（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和效果上。港交所采用客观明晰的上市标准及更有保证的上市时间表，公司一般6-12个月左右就能完成上市的过程，不仅能节省上市审批的时间成本，更有助于企业把握上市时机。对于一些拥有品牌和国际业务的公司，香港上市能给予公司一个藉助上市过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宣传和推广公司业务的机会。
香港上市后的再融资也十分便利，通常是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行政审批，除个别年份以外，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的规模都超过了首次公开发行的规模。在香港可以使用的融资手段众多，包括：配售、供股、可转债、认股证、高息债、杠杆融资等。
最后，是兼幷收购的便利。香港上市公司运用股票作为幷购工具的做法比较普遍，幷且是市场化运作，无需行政审批。如果利用香港上市公司的平台进行国际幷购，其便利性也优于涉及跨境审批的A股公司平台。
同时从银行体系看，香港是国际银行中心。银行扮演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提供存款、贷款、投资、保险等服务，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世界领先的100大银行中，有超过70家在香港营业，逾29家跨国银行在港设置地区总部。香港银行体系的资产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约9.5倍，幷且是多间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盈利及总资产的主要来源地。香港作为全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于2019年的管理资产额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10倍，同时拥有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之一，市值达6.1万亿美元。
从监管体系看，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以法治为中心，即以法律为根本手段，致力于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香港政府对金融运作的监管，主要通过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方面的专门法律条例和监管机构进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以港交所为例，港交所受一套符合国际标准且明确、完善的监管架构监管。这为企业在香港募集资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助增强投资者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
此外，港交所重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香港的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均采取的是政府监管及行业自律的两级监管模式。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行业自律机构分别是香港银行公会、香港交易所和香港保险业联会。政府在监管中充当着“管理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行业自律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内部风险的控制和审查。这些行业自律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形成了香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多形式、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治理方面香港也具有独特性，香港成为条约港之初就被定位为经济城市，而缔造经济城市的关键在于亲商、亲资本的环境。为维护自由市场规则，港英政府除了实施自由港和简单低税制的政策外，还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机构建设，为资本运营提供必备的软硬设施；同时设定各种保护资本和限制劳工成本的规定，比如不征收资本税和长期不制定法定低工资保障。政府致力于吸纳商界和专业精英合理制造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减少公众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因而政商联盟成为香港城市治理的主要框架，幷延续至今。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中，商界精英都享有自己的主权。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亲商环境等同于经济竞争力的趋向下，香港在各种世界经济机构的竞争力评估中，一直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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