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主任杨海峰分析，根据上述意见，认定“合作投资”型受贿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未实际出资，二是未参与管理经营。在不符合两者之一的情况下一般排除受贿罪的认定。但实践中，并非只要实际出资就一定不构成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仍可能涉嫌受贿罪：一是在公司实际经营并盈利情况下，给国家工作人员分配的利润超出其应得收益；二是在公司本身没有实际经营或盈利情况下，仍给国家工作人员分配利润；三是在公司未给其他股东分配利润情况下，只给国家工作人员分配利润。
浙江省仙居县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郭精武认为，“合作投资”型受贿方式隐蔽、手段复杂、形式多样，包含多种类型。“代为出资”型受贿即受贿人不实际履行出资，由行贿人代替受贿人出资，受贿人按照行贿人代为出资的比例获取分红；“直接获利”型受贿，即行贿人直接应允给予股份，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出资，却按照干股享受分红，本质上相当于“坐收利润”，该“利润”额认定为受贿数额；“超额获利”型受贿，即国家工作人员虽实际履行出资，但所获收益明显超过出资比例，或在获取实际出资比例分红之外，额外获取分红，该额外获取的分红额为受贿金额。
以投资之名掩盖行受贿之实是“合作投资”型行受贿的显着特征。郭精武称，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党纪法规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均有明确禁止性要求。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惮于被查处，往往以私下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作为不显名股东，或以家人、亲属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名义进行“合作投资”等方式隐名入股。表面上看，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借他人名义违规经商办企业，但当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而以权力来获取“干股”“收益”，这就成了典型的隐性受贿。
在浙江省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沈军玉受贿案中，沈军玉在明知自己不能入股情况下，通过安排亲人代持、介绍第三人购买等形式注入资金，成为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公司“影子股东”；在明知新材料公司亏损后，又利用职务便利，让他人回购其股份，确保本人资金安全。沈军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
从出资的真实性、获利的正当性、职权的关联性等多方面综合研判，揭开“合作投资”型受贿“市场化”“合法化”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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