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学者穆罕默德·贾迈勒丁在研究苏伊士运河史料后发现，埃及劳工被运河历史的记录者刻意排除在档案之外。
运河开凿过程中使用的劳工，几乎全都是埃及农民。从开工到通航的10年间，埃及累计征调150万人参与建设，这是古埃及法老建造最大的胡夫金字塔时所征用劳工的15倍。为满足法国人对工期的要求，埃及总督赛义德甚至下令将军队规模从6万人裁减到1万人，让复员的5万军人都去修运河。
投入如此巨大人力，是因为机械设备的匮乏。与博物馆图片显示的工地现场大型机械设备随处可见的情景不同，事实上，运河的大部分挖掘工作都是靠工人用铁锹等原始工具完成。
曾在埃及生活的哥伦比亚作家路易斯·卡洛斯·巴拉甘认为，欧洲殖民者试图将埃及人从运河历史的记忆中抹除。“那些没有埃及人的图片，不仅生动展现了殖民主义是如何解释、篡改并控制埃及形象的，也证实了欧洲将欠发达国家边缘化的（欧洲）中心主义。”
由于运河地处沙漠腹地，饮水匮乏是工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按照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与埃及政府的协议，工程方应当首先修建淡水渠，将水引到施工现场，然后再开始运河挖掘。但莱塞普为了尽早完工，在淡水渠尚未建成时就动工。工人们只能依靠骆驼运水或在沙漠中打井，但这远不能满足数万人的饮水需要，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渴死。
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导致瘟疫流行成为常态。天花、霍乱、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时常暴发。在1865年一次霍乱流行中，大批工人倒毙，尸体遍布工地，一时竟找不到人收殓。
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仅属于埃及人。法国学者娜塔莉·蒙特尔曾在《苏伊士运河施工现场1859－1869》一书中这样描述运河工地周边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一边是外国人享受着专属的银行、面包店和酒吧，另一边是烈日下忍饥挨饿的工人们在痛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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