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亟待转型
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表现在其依赖于资源、能源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低附加值和产业链底端带来的价值必然损耗大量的资源、人力和市场。诸如东南亚诸国、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国家不具备庞大的内需市场，劳动力人口更是处于低增速，无法支撑未来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资源和禀赋。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一方面是传统的制造业萎缩，制造业在经济结构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的新型制造业发展滞后，科技创新乏善可陈。早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例如新加坡、韩国等，在后期转向科技创新领域，得以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而大量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结构性困境后，其脆弱性将充分暴露。
全球化分工和廉价的国际融资使发展中国家快速获益，却未能及时推进或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拉美国家在20世纪石油危机爆发后，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迫于结构性矛盾压力，错误地选择了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增长”的战略，导致债务加剧，经济岌岌可危。
除了内部结构，外部因素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贸易摩擦和“关税战”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投资环境恶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预计，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估计将下降12%。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甚至出现“逆行”现象。
劳动生产率低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转型迟缓的根本原因。相比城镇化率超过70%的发达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也拉开三倍左右的差距。
而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使得债务负担不可持续。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数据，截至2023年底，新兴市场债务规模已攀升至104.6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7.1%，占全球总债务比重由2022年的32.8%上升至33.4%。在此背景下，需要警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目前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
此外，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在持续上升，如何破解经济转型困境并融入“再全球化”面临重大考验。中国的经济转型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样本，即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巩固国内超大市场；另一方面推动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积极拓展外部市场。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5%、28.9%。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科技投资增长加速度，加快构建“消费内需增长（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升级（培育新动能）”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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