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湾人”成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认同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二十多年（1992-2024.6）的民调资料显示，在社会认同方面，“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已成为主流民意。随着两岸实力及各方面差距的不断扩大，岛内民众对其“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会愈发强烈。有台湾学者指出，当台湾民众越认识自己，越清楚两岸的差异时，“自然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会更强”。⑫这种认知趋势的变化为“台独”政党操纵民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赖清德在回应大陆发布刑事惩“独”《意见》时曾声称，“在大陆眼中台湾只有统一促进党不是‘台独’”“最重判死刑，台湾九成民众恐受波及”。⑬这种思维背后的逻辑是要将“认同台湾”与“认同台湾独立”关联起来。
然而，“认同台湾”与“认同台湾独立”真的可以划等号吗？虽然民进党当局正通过多元手段促成这种对等认知的形成，但是台湾社会对其“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似乎更偏向于一种避乱求安的保守性选择。有大陆学者研究发现，“太阳花学运”以来，两岸在社会层面越交流越认识，政治层面的分殊化反而更严重，台湾对大陆认知出现群际偏见。台湾群际偏见可归因为：习惯自我归类，幷强化界限；自我归类之后形成封闭的内群网络；岛内社会舆论对大陆形象的消极聚焦。因此，两岸越交流越认识的群际接触，反而更倾向寻求清晰的群际边界，产生更多的消极态度，减少群际信任。⑭可见台湾民众最初减少群际信任是受岛内政治环境氛围影响。不过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明显下沉，台海安全局势几经动荡，台湾社会对战争的恐慌感加重。此时，台湾民众认同台湾，建立“台湾命运共同体”，开始转变为是在自己构建的社群中获得心理安定而非决意对抗大陆。外部环境越不稳定，这种群体认同度越高。这时再观察台民众对民进党大肆鼓吹“台湾主体意识”成为主流，台湾民众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和赖清德将九成民众划归到“台独”的行列时的不同反应：他们欣然接受了“台湾人”的身份设定，但非常强烈地反对“被台独”⑮的划分。这其实也反映出他们对自己“台湾人”的群际设定幷不等同于承认自己是“台独”的认同态度倾向。
不过，即便“认同台湾”与“认同台湾独立”的本质幷不相同，也不能忽视岛内外对两个概念的对等思维塑造。“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与“本土主义”(nativism)幷不会随经济发展而烟消云散⑯，单纯依靠经济融合改变政治认同极具挑战。民进党运用“本土牌”不仅夺得执政权，也建立了“台湾优先”的意识形态霸权，幷逐步建构出“台湾民族主义”的基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手法还会推陈出新，持续发酵。政治世代的交替，族群融合通婚的深化，也未必能完全消弥这种对等再次被利用后的影响。“本土优先”论的顽强韧性已蛰伏在台湾民众深层的政治意识中，只要外在条件成熟，就可能被有野心的政客随时激发利用。
（四）“选人不选党”的个体投票心理定式成为主流
在台湾，民主政治即为民意政治。现今台湾地区选民对政党竞争的态度与投票心理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认党不认人”转向“认人不认党”。态度和投票行为理论认为，通过研究选民的态度就可以预测投票结果。在传统意义上，有政党倾向的选民会透过政党标签带来的捷思(heuristic)来支持同党参选人⑰，长期以来，政党认同在台湾同样被视为影响投票抉择的重要因素，如过去国民党的“铁票”很多。这种选票是“认党不认人”⑱。然而，近些年来，台湾选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越来越高，其投票行为也越来越不受政党动员所左右，再加上政党恶斗的形象深植人心，选民在投票时强调“选人不选党”的态度取向日益突显。
“选人不选党”的投票心理随即培育出台湾选民的形象投票习性。选民的形象投票是一种普遍化的客观选举模式。选民在选择候选人时，幷非真正认识“候选人是什么样的人”，而是透过大众媒介或人际传说，认为“候选人像什么样的人”。这种加入了浓厚的“传播活动”取向，可界定为“形象取向”。选民所评价仅是经由传播活动所描述的某些外表，加上自身对这些外表的期待、支持、或偏爱，综合产生的候选人“形象”。如202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对选前爆出的政党频频打人格抹黑的负面选战，包括戏称“赖皮寮”“侯租公”和“炒地P”的候选人房地产争议，已经影响到部分选民的投票选择。⑲
形象投票催生非典型政治人物力量崛起。从2022年的“九合一”选战开始，在民众投票的关注点排序中，首先聚焦的是候选人个人声量，其次才是政见议题。以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例。虽然民众对国民党贪腐老旧的形象印象深刻，但幷不影响一些国民党优秀的地方候选人如侯友宜、卢秀燕等中生代的崛起，他们的影响力逐渐超过国民党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内具有高人气的“非典型候选人”。这些“非典型候选人”因关注己身与民众的关系连结，着重于突出民生议题，幷尽可能地减少倚靠党内大佬助力站台宣传带来党派形象与个人形象的负面联动反应。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个人色彩也十分突出，他擅长“标新立异”吸引民众，如容许双重党籍、不收任何费用，自诩是中道且具备多元自由的“民主”色彩。这种理念观点备受青年世代关注，民众党至今在脸书上也有近7万的支持群众。相较于注重政治议题的传统政党，柯文哲则专攻民生消费议题，又与一些意图走“中间路线”的蓝营支持者观点相契合。媒体人黄暐瀚曾指出柯文哲可以在一年内让台湾40岁以上族群对他的满意度大幅增加。当然，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确实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政党的满意度，但也会促使台湾社会出现更为多元的议题性主流民意，为一些代表民意的小党崛起提供空间，台湾政党的碎片化发展态势也将更为显着。
三、主流民意影响下的两岸融合路径选择
民意研究是一个深刻且绵长的过程，涉台民意研究更需要长期的经验积淀幷配合理论的统筹指导。党中央对台工作中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综合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及趋向，可就短期的两岸融合发展路径提出以下思考，藉助示范区建设平台先行先试。
（一）给予个体参与融合发展的体面感
应针对有需求的特定台湾群体，给予充分的体面感，使其成为促融和的主力。如占据台湾总人口的一半有余的劳工和“军公教警消”群体，可谓是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民进党上台之后，一是以“不正义”为由大幅裁减台湾军公教人员退休金，幷以“米虫”公开羞辱。劳工群体的退休金也不足以支持其有尊严的养老。很多军公教退休人员劳工群体都表达过若能保障其退休金待遇，恢复他们的名誉，就鼎力支持两岸融合甚至是两岸统一。可关注幷思考如何突显大陆在此方面的制度优势，幷优先考虑给予这部分有意愿参与融合的群体充分的体面感和荣誉感。
（二）以新热点创设融合新“链接”
大陆方面要紧跟时代信息热点，创造融合新“链接”。在台海局势动荡、两岸关系变量增多的情况下促进两岸融合本就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挑战。因此，创设更多元的参与渠道，使得两岸不至于受外部环境干扰而彻底断联在当下尤为必要。互联网为两岸青年提供了多元的交流平台，尤其台湾青年新世代对两岸流行文化的兴趣较为浓厚。因此，可积极探索发现幷利用时代信息热点为两岸创设融合新“链接”，如针对流行文化风潮、奥运宣传设置两岸互动专区，就台湾同胞对大陆发展疑问专设线上解答专区，为台青暑期来陆旅游提供特定观光券（或特色优惠券）、开放短期赴陆带薪实习线上申请平台等等，展现中国制度的包容性和现代性，让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的相关事务上有多元的选择，以“顺心”消除“对抗”，减少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群际对抗效应。
（三）可获得利益表达清晰化
以明确且可视化的融合利益为前提，吸引台胞加入两岸融合发展大局。不断扩大的两岸经济实力差距确实让部分岛内民众摘掉了“有色眼镜”，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大陆，幷乐意分享大陆的发展。但对于大陆惠台政策的看法仍聚焦在“主要受众为在陆台胞”，岛内台胞有感度不高。若要鼓励更多的台胞参与大陆的发展，最好能够把岛内民众真正关切的问题正面表列，以通俗化、简洁化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两岸融合发展是什么，参与两岸融合发展后，他们具体能获得什么利益。对此，基于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可考虑在台湾民众关注的司法正义、钱权政治、媒体自主性、人权、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及居住保障等方面加强系统的说明和报道，以官方的声音强有力地保障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操作性。幷考虑提供制度性保障，充分展现“利益可视化”、“规范有效性”，确保台胞可以通过参与两岸融合发展大局获得“事实平等”与“法律平等”的对待，消除台胞赴陆疑虑。
（四）从社群认同到民族认同的阶段化更进
结合“台湾人”认同快速增长背后的思维逻辑，可以发现相比制度认同、政治认同，社群认同和民族认同更容易被台湾民众接受。因此，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可着重突显两岸融合中的社群认同部署，包括两岸医疗长照产业、社区总体营造交流合作等，推动两岸朝向彼此生活方式与社群理念层面上的融合，减少强调两岸社会发展及政治认同的差异化举措。随后，在形成了社群认同的基础上帮助岛内民众构建从“小两岸”到“大中华”的格局观念。藉助官方发言、社群媒体、学术研讨、经贸交往等多渠道突出在面对国际乱局、变局的风险挑战时，中华民族所展示出的蓬勃动力，强调台湾民众的参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以提高台湾民众从参与两岸融合到助力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担当。
注释：
①周天柱：《台湾主流民意的新变与走势》，香港《中国评论》，2023年9月号，http://www.crntt.com/doc/63_0_106825846_1_1204143028.html
②叶世明：《台湾民意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京《台湾研究》，2006年第4期。
③陈孔立：《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厦门《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④唐永红：《台湾民心民意和社会力量演变态势与影响》，香港《中国评论》，2024年4月号，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14918_1_0604133404.html
⑤陈星：“主流民意陷阱”与台湾政治的未来，香港中评网，2024年8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69/5/0/7/106950762.html
⑥刘鹤群：《社会排除概念之本土意涵—台湾民众焦点团体的归纳研究》，台湾《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12年第23期，第47-80页。
⑦陈陆辉：《台湾选民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台湾《选举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9-141页。
⑧傅正科、严梦思：《网络化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社会网络、自我传播网络与孤独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⑨顾旭光、田丰：《“太阳花学运”以来港台的民粹青年运动:特点与对策》，北京《中国青年研究》， 2016年第6期。
⑩Lee Rainie，Barry Wellman.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London：The MIT Press.2012，p.177.
⑪张文雅、李凌风：《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研究:2008-2018》，江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6期。
⑫《台湾青年如何看待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
⑬《马英九也是“台独”分子？》，台湾《联合报》，2024年6月30日版。
⑭唐桦：《群际接触与偏见：交流中台湾青年的心理机制》，厦门《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
⑮《岛内民众拒绝“被台独”！赖清德骗不下去了》，北京环球网，2024年6月30日。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4IPjQoISqnG
⑯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p.211.
⑰Cassino, D, Taber, C. S. and Lodge, 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2007，Vol 48，NO.2，pp.205-220.
⑱葛永光：《文化多元社会中的领导》，台湾《政治科学论丛》，2007年第32期。
⑲《特稿：年轻和中间选民是台大选造王者》，新加坡联合早报，2024年1月7日版。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0107-146057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0月号，总第322期，P80-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