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地方政府交流持续扩大，推动中韩关系迎来新局面。在过去三四年时间里，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韩关系趋冷的叠加影响，曾经一度热络的中韩地方交流亦陷入低潮。不过，由于韩国采取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政府拥有独立处理某些对外事务的权力。中国既是韩国的近邻，又是重要的经济伙伴，韩国地方政府要解决涉及本地区居民利益的诸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旅游等民生议题时，仍需与中国有关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保持合作。因此，中韩地方交流成为近一年来两国合作的新亮点。2023年10月，四川省委副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施小琳率先访问韩国，与首尔市长吴世勋会晤并就两地交流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2024年4月，辽宁省委书记郝鹏率团访韩，会见了韩总理韩悳洙、外长赵兑烈、京畿道知事金东兖等政商界重要人士，在韩国国内引发重要反响。6月，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访韩，会见了韩总理韩悳洙、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以及相关地方自治团体长和企业家代表，进一步为中韩地方政府交往回暖注入动能。同时，自去年下半年起，韩国京畿道、忠清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江原道、济州道、仁川市、大田市等地的主政官员纷纷来华，掀起一股地方高官的访华热潮，韩国地方政府来华积极性的提升也助推了尹锡悦政府调整对华关系的进程。
二、尹锡悦政府推动中韩关系转圜背后的动因
近一年来，尽管中韩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依旧偶有发生，但韩国政府试图扭转中韩关系的态势已然显现。尹政府之所以在改善对华关系上释出一些积极的信号，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考虑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之变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决定，背后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追溯。
其一，中美关系转向对话局面刺激韩国政府必须调整对华关系。在大国竞争时代，中韩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结构性因素——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2023年上半年，受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和蔡英文以“过境”为名窜访美国等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十分紧张的状态。受其影响，尹锡悦也配合美国采取对华强硬姿态，在台湾等敏感议题上屡放“厥词”。不过，面对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给美国带来的战略挑战、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和世界经济的低迷，再加上“去中国化”难以全面实现的事实，拜登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其中国政策，④寻求与中国对话，防止中美关系“脱轨”。从2023年6月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政府高官先后访华，恢复了中美间的高级别沟通和交流。特别是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探讨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达成了20多项共识。中美对话格局的重建使尹锡悦政府倍感负担，由于奉行“战略清晰”，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灵活空间日益收缩，一旦中美关系出现转折，韩国便容易陷入“战略尴尬”的境地。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金汉权直言，韩国已成为中美对话局面形成过程中，唯一一个与中国矛盾和对立增加的美国盟伴国家。⑤这使韩国外交面临十分被动的态势，迫使尹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与中国相处之道，主动谋求对华关系之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