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美国为了其战略目的，不可能对港完全无动于衷，要警惕其以新的模式打击香港作为区域关键贸易港口的地位。虽然香港商界从过去几年贸易战中汲取了经验，但未来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此有必要作出深入的研究。
第二，科技遏制强化。
美国意识到科技是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领域，因此一早就作出全面遏制的部署。早在2019年美国商务部就把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打压华为的一系列举措，正是美国追求技术霸权的直接表现。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的科技遏制不仅没有停止，而是以更宽泛的层面发展。
除了已经成功规避美国打压的华为等企业外，中国还有大量领先科技企业面临被针对的挑战，从通信、芯片再到人工智能等等，而这些企业往往又在香港处理不少相关业务。因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科技脱钩”，还可能进一步深化到具体的个人乃至区域。当然，技术脱钩会迫使中国进行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但“科技冷战”一旦形成，既会加速隔断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的形成与发展，香港同样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香港如今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美国不排除会采取手段作出阻挠。例如，美国早已禁止对香港出口高科技产品，但香港依然可以循美国以外的渠道入口，然而未来这种“窗口”会否被关闭，值得关注。另外，科技及教育人员交流会否受到阻挠，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政治干预或呈新形态
第三，政治干预转化。
大国的存在与发展是离不开地理因素的，所有的政治事务也都存在着一个地理纬度。特朗普及其智囊多次明言，会早日结束俄乌冲突，以抽出精力应对中国挑战。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有了过往执政铺下的基础，会加大利用地缘政治以打压中国的力度。例如，深化“印太战略”，强化与印度联系以制约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同样可能有新的离间或恐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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