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2日电／网评：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精英的失势
来源：大公报 作者：刘兆佳
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孤立主义”信徒认为美国应该尽量避免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之中，也不应该与其他国家有牵扯或交葛（entanglements），否则美国会卷入有损美国利益的战争之中，而其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会被玷污或破坏。就算是那些认同“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认为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和肩负改变世界历史使命的国家）的人都认为美国应该奉行“孤立主义”，但美国却依然可以通过自己身体力行而做世人的表率，让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扩散到全世界。然而，即便在“孤立主义”下，西半球却必须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容许其他国家染指，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则是这个立场的公开明确宣示。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由一大批信奉所谓“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精英所主导。“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是要建构一个体现美国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而美国则在这个国际秩序中树立美国的全球霸权。所以，这个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又往往被美国人美其名为“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y）。他们笃信只有在美国的“自由霸权”下，世界和平、个人自由、民主发展和美国自身的安全才能获得坚实的保障。这些外交政策精英长期盘踞在美国政府、美国国会、民主和共和两党、大学、智库、媒体、宗教界和众多非政府组织之内。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利益群体。不少人特别是政客、专家和学者因为美国的外交事务越来越繁多和复杂而得到事业发展的机会、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丰厚的物质回报。可以说，不少美国精英的切身利益与美国广泛和深度介入国际事务和介入别国内政息息相关。
对于这些外交政策精英的崛起，美国学者史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他的《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2020）》（Tomorrow， 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2020））一书中有生动叙述。他指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避免作出会使其陷入欧洲式强权政治的政治和军事承诺。在二次大战开始后，美国却突然为自己构想出一个新的角色（即是一个主宰世界的武装超级大国）。这个转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发生。随着纳粹征服法国，美国新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开始相信美国应该永远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40年，组成美国外交政策阶层的一小群官员和专家要么希望英国在全球事务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要么希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战争一扫而光了他们的假设，使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应该将其法律和秩序扩展到全球，并用枪杆子支撑它。”他们认为，现在和将来，美国都必须以武力维持秩序，否则就会在另一个强国主导的世界中受苦。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就不仅计划参战，而且还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全球霸权。他们坚信，国际主义需要武装统治，其他一切都意味着奉行不可取的“孤立主义”。所以，只有美国愿意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取得“首要地位”（primacy）。为了防止国际领域陷入混乱或专制，一个仁慈的霸权国家必须扮演世界的秩序维护者，而美国则是唯一适合担任这一角色的实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