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决策逻辑：政治集团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菲南海政策之所以转向“极端化”倾向是政治家族、官僚集团、精英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政治集团的基本逻辑是以各自利益超越国家利益。
（一）政治家族的利益
2022年小马科斯赢得总统大选，曾统治菲数十年而后逃亡美的马科斯家族再次登顶菲政坛权力中心，振兴幷延续家族势力也因此成为其本人在任期间主要目标。一方面，小马科斯希望藉南海争端稳住民意支持。小马科斯的民调支持率从上台之初的80%一路下滑至2024年7月的53%，其中信任度也降至52%。④但对于小马科斯南海政策的民调支持率却“不降反升”，2024年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61%的菲律宾人认同政府在南海的新政策。⑤小马科斯试图通过在南海争端上的“极端”、强硬、标新立异的政策举措，将自身塑造成睿智、强硬、爱国的领导人形象，从而赚取国内民意支持。
另一方面，小马科斯政府还试图以“极端化”的南海政策献媚于美。菲最高法院2012年裁决马科斯家族（包括小马科斯及其母亲）归还非法财富幷赔偿损失，时隔数年菲善政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Good Government）仍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对马科斯家族非法所得财富进行统计幷追回。据估算，马科斯家族资产超过100亿美元，其中多数在美国，包括房产、海外账户等，这些资产至今仍是小马科斯及其家族成员主要财富来源。菲司法部门试图摸清马科斯家族巨额财产去向，但包括财产记录在内的大部分证据均在美方手中。为获得美方为其家族海外财产提供安全保护以逃避追逃，小马科斯希望以“极端化”的南海政策倾向迎合美印太战略和牵制中国的诉求，换取美对其庇护。
（二）官僚集团的利益
军警部门在菲政坛拥有特殊影响力，是每一届政府必须拉拢的力量，对小马科斯巩固政权、重建家族政治势力至关重要。如表-2所示，菲独立后曾经数十次发生军事政变或出现军事政变的迹象。从菲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劳纳公开释放的信息看，小马科斯上台以后亦曾显露出军事政变的迹象。
菲军警部门长期依赖于美提供经济、训练、装备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除提供武器装备、训练等常规援助外，美还通过为菲高级将领提供退役福利及家属保障对菲军警力量实施渗透。菲军警部门则投桃报李，试图发挥自身对政府涉南海决策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通过诉诸“冒险主义”路线，在海上采取强硬立场和行动，舆论上抹黑中国，行动上消耗中国精力，外交上牵制中国的外交布局，尽可能增加中国在南海方向的成本，迎合美对华“成本强加”策略。
（三）精英集团的利益
自2022年下半年以后，菲国内“右翼”势力快速崛起，“亲美主义”“民族主义”“精英主义”裹挟菲国内政治，外交上一味强调回归“美菲军事同盟的路线”，安全上放大南海、台海的地缘政治挑战。“右倾”思潮席卷菲精英部门，包括国会、法律、媒体和知识界，其中国会两院在南海争端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占据菲众议院多数的“右翼”势力将民族主义和亲美主义投射到南海问题。针对菲前总统杜特尔特本人在2024年4月承认曾与中方就仁爱礁达成过“口头上的君子协定”，罗穆亚尔德斯及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曼努埃尔·何塞·达利佩随后表示，将对这一协议合法性进行调查。对此，当年5月下旬，众议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和“西菲律宾海委员会”藉助对杰斐逊·孔洪（Jefferson Khonghun)和拉蒙·罗德里戈·古铁雷斯（Ramon Rodrigo Gutierrez）等部分“右翼”众议员提出的1684号议案进行审查，正式启动调查程序。⑥小马科斯将中菲“君子协定”视为“秘密交易”，试图利用其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担任众议长，通过立法、调查及其他方式增加清除杜特尔特家族政治势力的筹码。2023年12月菲众议院还通过第1494号决议，谴责中国在南海对菲采取的干扰行动，幷要求政府增加投入，提升海域态势感知和海岸警卫队能力。
菲参议院同样受涉南海争端“右翼”思潮的影响。2023年8月菲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菲政府利用国际论坛争取多边支持执行仲裁裁决，在各种国际组织、会议和其他论坛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接触，幷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决议，呼吁停止一切骚扰菲船只和侵犯菲在“西菲律宾海”（菲对其主张的南海海域的称呼）既定权利的活动。⑦2024年4月初，参议员迪薇（Risa Hontiveros）提交决议案，声称达成中菲“君子协定”是叛国行为，要求进行调查，幷指责“杜特尔特老是向北京卑躬屈膝，将他与中国的关系置于我们国家利益之上”。⑧
三、态势及面临挑战
菲南海政策的“极端化”倾向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同时面临“刚性”与“脆弱性”挑战。
（一）路径依赖：三种力量交织影响
仲裁裁决的全面扩散和渗透、国内决策框架固化、国内涉南海问题“右翼”势力根深蒂固，这些因素交织作用，使得菲南海政策的“极端化”倾向渐渐形成路径依赖。
1.仲裁裁决的渗透和扩散效应
仲裁裁决的影响横向已从外交扩散到了海上行动、认知战等其他领域，纵向中菲涉南海争议互动的每一个环节渗透，业已从外交议题内化为菲社会各阶层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除决策者和社会精英将之奉为观察南海问题基本框架，普通大众也形成思维定式。菲民调机构2024年7月公布的结果显示，1200名抽样受访者中有33%的人赞成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决议，以获得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迫使中国遵守所谓“裁决”，支持政府对于裁决立场的比例远超三分之一。这种“政治正确”限制了菲政府涉南海决策的选择空间，不论是当权者还是反对派，抑或是社会精英，都必须坚持和维护仲裁裁决，否则将遭到竞争对手的质疑和攻讦。
2.国内立法固化菲律宾南海决策的框架
菲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自杜特尔特政府时期，就开始提出“海洋区域法案”，旨在将仲裁裁决内化为菲律宾的国内立法，明确了菲在南海的主张范围，即包括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群岛”，幷试图将位于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的一切人工设施都归菲所有。伴随着2024年11月法案生效后，菲海岸警卫队、海军及公务船被赋予了在主张海域及岛礁开展巡逻执法及其他行动的法律义务和职责。换言之，“海洋区域法”在将裁决内化吸收的同时，也对以后的每一届菲政府的南海政策构成了强制性规制。
3.涉南海“右翼”势力根深蒂固
菲涉南海问题的“右翼”势力已向政、媒体、学等社会各个阶层蔓延，政治精英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极端化”倾向还得到了多数普通民众的支持。民调显示，超过60%受访者希望小马科斯政府增加在南海的海军巡逻和驻军，支持以军事行动争取菲律宾的领土权利。⑨2024年7月的民调显示，54％的菲成年受访者赞成加强和扩大菲美军事关系，以解决西菲律宾海的领土争端，只有11%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在“右翼”三个政治集团中，除了政治家族存在变量外，“右翼”取向官僚集团和精英集团已经在菲律宾政坛中站稳脚跟，国内民意也趋向采取强硬措施，加之背后拥有美西方的支持，其影响将长期存在。理性派声音分散在部分政治家族和群体当中，“右翼”势力占据明显上风，这种国内政治势力格局使得任何一届试图巩固执政地位的政府优先选择“右倾”南海政策。即使总统和决策团队试图保持平衡，采取理性、务实的策略，其南海政策也将受到“右翼”势力的掣肘。
（二）挑战：国家利益和政治集团利益动态平衡存在脆弱性
国家利益和政治集团利益间将产生强大张力，二者的平衡关系极其脆弱。菲政府必须考虑其南海政策的“极端化”倾向将使得国家利益一旦受到政治集团利益过度侵蚀而产生的社会效应。
1.海上争端束缚中菲经贸合作
中菲贸易、投资合作极其容易受到南海争议的干扰。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2024年8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对抽样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菲国内时常因南海争端的刺激，出现要求取消与中国企业项目合作的呼声。比如，2023年菲政府以“违反”环境法和涉嫌雇用中国劳工终止了由中国港湾公司负责的马尼拉湾填海项目，但实际情况是当时正值中菲在南沙群岛仁爱礁的对峙和冲突持续升温，同时这家中国企业事先已被美列入实体管控列表当中。⑩
中菲贸易平均增长速度2012-2015年和2023年下滑进入波谷，分别为9.2%、2.7%，但2010-2011年、2016-2022年分别为25.6%和10.7%。其中，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客观因素影响，双边贸易额跌至0.6%。两个波谷的出现与中菲南海争议升温重叠，二者呈正相关。同样受到干扰的还有中国在菲直接投资。受南海争议影响，菲方单方面终止了苏比克-克拉克铁路（北部铁路项目）以及马尼拉湾22个填海项目，且菲还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菲试图以美、日、印度、韩及其他投资来源和贸易市场取代中国，但效果幷不理想。中国对菲直接投资总额和项目数量上幷不占优势，但项目交付速度更快，从承诺融资到完成项目平均不到一年。⑪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菲虽然也愿意投资民生项目，但周期长且附加条件苛刻。在贸易领域，中国的超级市场体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关税优惠等因素迭加产生的优势决定了菲出口贸易很难找到替代中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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