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美国56%的进口商品用于制造业，其中80%的制造业工人受雇于外贸企业，但70%的美国企业难以找到中国产品的替代供应商。高盛指出，美国制造商支付物价指数较特朗普上任时飙涨17%，标普制造业PMI显示关税导致成本与售价“双涨”。
小企业缺乏大公司的议价能力与游说资源，难以申请关税豁免或转移供应链。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警告，多数供应商资金链紧绷，“一家企业停产即可能引发产业链崩盘”。同时，海外市场报复性关税与消费者抵制（如美国品牌下架潮）进一步压缩生存空间。
尽管短期协议缓解关税升级风险，但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却不变。美国企业界担忧，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可能削弱长期合作基础。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Rorry Daniels指出，90天窗口期能否转化为实质进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建立互信机制。
然而，特朗普政府惯用的“极限施压”策略已引发盟友疑虑，欧盟多国正转向“战略性接触”来对冲风险。
著名历史学家Barbara Tuchman曾将关税战称为“政府愚蠢的典型案例”，政策目标与经济法则背道而驰，例如美国前总统拜登的《通膨削减法案》虽吸引台积电等企业赴美建厂，却未能挽救传统制造业社群。
Munchau说：“若特朗普低估供应链重组难度，其政策可能会加速产业外流。”
中美博弈的溢出效应正重塑全球经贸版图，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承接部分低端产能，但受限于技术能力难以撼动中国地位，欧洲则在能源危机与供应链重建中进退维谷，德国汽车业加速向电动化转型却面临成本劣势。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产业政策分歧加剧，后者主张透过《晶片法案》强化高科技领域投资，共和党则坚持减税与放松管制，但无论何种路径，美国中小企业与中产阶级的生存困境恐难缓解。
美国进步中心在报告中则指出，关税战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先后顺序。若美国无法平衡科技升级与传统就业、短期施压与长期互信，制造业复兴愿景恐将沦为“海市蜃楼”。对全球企业而言，如何在“超级全球化”退潮中重建韧性供应链，则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生存命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