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台湾“大罢免潮”的政治逻辑及其后果分析 作者：姜秀敏（海口），海南大学教授、政治学学科负责人；陈麒（海口），海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摘要】2025年台湾“大罢免潮”的爆发，标志着罢免制度从所谓的民主监督工具异化为政党斗争武器。本文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剖析，揭示“大罢免潮”的政治逻辑及社会主流民意，探讨制度工具化如何导致民主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具体影响。自2016年台湾罢免门槛大幅降低后，在政治极化的环境下，原本作为民主纠错机制的罢免制度被政党大规模工具化使用，形成“以罢制罢”的恶性循环，不仅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更造成治理危机、政治不稳定和民主质量下降等严重后果，警示着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行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更需要成熟的政治文化和使用规范。
2025年台湾“大罢免潮”作为民主制度异化的典型样本，其政治逻辑、社会反应与后果值得深度剖析。罢免制度本为弥补代议制民主不足，让选民监督问责民意代表，却演变为政党博弈的工具。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民进党为扭转“朝小野大”格局，以“割阑尾”“山除薇害”“港湖除锈”等话语发动全台性罢免行动，国民党“以罢制罢”反击，形成激烈博弈局面。当罢免制度被大规模、系统性用于政党斗争，其民主功能能否发挥？“制度工具化”对民主政治又有何影响？此次“大罢免潮”，台湾多数民众反感罢免工具化，这表明制度异化与政治博弈虽是表层逻辑，但社会价值取向与集体选择才是决定罢免走向与后果的关键。既有研究多从政党竞争或民粹主义视角解读，缺乏对制度工具化和主流民意的系统分析。因此，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政治社会学等多元理论，兼顾制度工具化、民主异化与主流民意三重维度，结合“大罢免潮”全过程实践，揭示其政治逻辑及后果，为理解台湾民主制度的危机与转型提供新理论视角。
一、理论框架：制度工具化与民主异化
（一）制度工具化：“价值”的分离与“工具”的极化
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维度，制度的创立运行正是双重属性的统一。价值理性关乎制度合法性基础，即特定价值取向被社会主体认知与接纳的程度；而工具理性则指向制度实效性，体现为解决问题的实际效能，二者在实践场域中形成张力关系。若过度强调价值认同，制度陷入而不能解决现实困境的风险加大；若偏废工具维度，则易陷入工具主义窠臼。因而，这种双重属性的辩证关系，既构成制度存续的内在逻辑，也形成实践运行的现实约束。
当代政治实践中，过度倚重工具理性导致制度设计初衷异化的现象屡见不鲜。所谓制度工具化，是指原本有明确功能与价值指向的制度，在行为主体主观意图下被重构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偏离初始逻辑。置于政治学框架下审视，这种异化表现为政治行动者利用制度规则弹性，将制度转化为攻击对手、攫取权力或巩固利益的工具。制度工具化的具体表现包括选举操纵、立法机构的职能扭曲，以及司法体系的政治化，这些行为不仅动摇了制度本身的公信力根基，更导致公众对民主机制产生信任危机，最终形成政治生态的恶性循环。
宪政民主框架下，罢免是直接民主的纵向问责制，任期未满时以全民公投决定罢免与否。①选民直接意志是罢免的关键，无需违法事由，罢免案通过意味着解除被罢免人职务幷开启职位斗争。因而，罢免制度存在民意碎片化和被工具化操作风险。其工具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目的异化，即从监督不称职的民意代表转变为打击政治对手；第二，主体异化，即从公民自发行动转变为政党主导操作；第三，规模异化，即从个案式的纠错机制转变为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台湾2025年“大罢免潮”集中体现了这三重异化，使罢免制度彻底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二）民主异化：制度的“武器化”与权力的“泛滥化”
民主制度的衰变缘何而起？史蒂文·李维兹基与丹尼尔·齐布拉特在剖析威权主义选举逻辑时揭示，现代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呈现出吊诡的自我解构属性。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执政者可能异化使用制度工具，逆向解构民主制度的约束力。他们巧妙合法地利用民主制度赋予的合法性资源，将司法机构“武器化”，重构政治游戏规则，逐步削弱民主实质。②这种悖谬政治现象暴露了现代民主的深层困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掘墓人”，这正是民主异化的极端表现。
所谓民主异化，指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逐渐背离其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③，揭示了代议制政体的内在矛盾，“异化”已成为分析现代政治困境的重要理论工具。民主的实现需复杂条件支撑，按照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民主建立在五个核心要素之上：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权、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权。④当这些要素因权力集中、资本干预或技术操控而被扭曲时，就会出现民主异化，导致政治信任流失与社会裂变，动摇民众对民主的根本信心。现代民主政治异化的具体表征，体现在公民参与自主性降低、过度强调投票导致程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压制以及多数原则滥用引发暴政风险等三个维度。
（三）从制度工具化到民主异化的逻辑链条
从根源审视，宪政制度自诞生便潜藏制度工具化与民主异化风险。约翰·洛克曾揭示民主的脆弱性：立法权虽被赋予最高权威，实则受托于人民，“社群就此而言总是最高的权力”⑤。当立法权背离人民意志时，人民有权通过法定程序罢免权力主体，而司法机构与民意的衔接始终存在制度磨合难题；执政者一旦被罢免，必然面临“建立一个新形式的政府”或者将权力交给旧政府里“合适的新人”。⑥如何以自由、公开、公平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成为影响民主存续的核心症结。当民主沦为选票争夺的剧场，人民虽名义持有主权，却无人真正负责。因而，制度的不成熟为工具化与异化提供了可能。
制度工具化与民主异化实为政治精英功利性操作民主规则与民族主义情绪共同催生的政治病理。台湾民主制度设计虽包含弹劾权与罢免权两种监督机制，但二者在理论根基与实践效应上形成鲜明对照。弹劾权根植于权力制衡理论，属监察机关司法权的正当行使，具有鲜明法治属性，难以工具化。罢免权源于直接民主理论，本质是公民直接控制议员及官员的政治工具，更强调民意基础性作用，但容易因门槛降低被恶意启动，成为消耗资源、激化矛盾的工具。
当罢免制度被系统性工具化时，必然扭曲民主运行、流失民主价值，其过程如下：首先，政治极化下零和博弈使政党将制度资源转化为清算异己的工具。罢免权虽源自民众意愿，却在政治精英操控下滑向族群对立。其次，工具化的成功案例产生示范效应，引发更大规模模仿和报复性使用。最后，当制度工具化成为常态时，民主实质被掏空，只剩下程序外壳，从“人民的统治”异化为“精英的统治”。由此，民主陷入恶性循环，政治对立加剧，社会共识破裂，民众政治冷漠蔓延，进一步削弱民主制度的根基。政党恶斗不仅使得政党制度整合能力失灵，负面效应更是“溢出”到社会经济领域，导致社会失序与治理危机。
二、台湾罢免制度的演变：从民主监督到政治工具
台湾罢免制度演变历程揭示，其初衷在于强化民主监督，但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逐渐被滥用为政党斗争的工具。2016年罢免门槛降低后，罢免案数量激增，多数沦为政治清算手段。这种演变不仅削弱了民主监督的实效，还加剧了社会分裂，使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大幅下降。
（一）“修法”带来罢免制度的重醒
台湾的罢免制度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当时由于极高的门槛设置，罢免权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在所谓民主化后，罢免制度逐渐活化，但真正的转折点是2016年11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这次“修法”将罢免案的提议门槛从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2%降至1%，连署门槛从13%降至10%，最重要的是将通过门槛从“双二一制”（投票率及同意票都在50%以上）改为同意票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即可，且彻底取消投票率限制。这大幅降低了罢免的难度，实质上完成了从“形式民主”到“工具民主”的转型。
（二）罢免活动逐渐扩大化
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公民团体发起“割阑尾计划”，试图罢免被认为不称职的“立法委员”。虽然这一行动最终因门槛过高而失败，但它通过公民团体发起、网络动员、街头造势等复合手段，将罢免从法律程序转化为社会运动，推动了罢免制度的改革，也预示罢免作为政治工具的潜力。2020年6月，高雄市长韩国瑜成为新制度下第一个被成功罢免的直辖市长。93.9万张票同意罢免，跨过了57.5万票的门槛（有投票权民众人数的1/4以上）。⑦这一案例的成功，既展现民进党“全党动员”的运作能力，也揭示制度设计中的致命缺陷：当罢免程序脱离实质审查，仅凭数量优势即可颠覆政治格局，民主监督机制便异化为政治清算工具。
（三）罢免的常态化与工具化
韩国瑜罢免案后，台湾政治生态陷入“罢免—反罢免”的恶性循环。2021年，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台中市“立委”陈柏惟相继被罢免成功。这些案例虽然各有其特殊背景，但都呈现出明显的政党色彩。原本应该是公民自发的监督行动，越来越多地变成政党主导的政治斗争。所谓的“成功的罢免”案例都集中在特定的政治阵营。这种选择性的罢免模式，反映出罢免制度已经从普遍适用的民主工具，转变为特定政治力量打击对手的武器。
当罢免不再基于客观的不称职标准，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差异时，其民主监督的本质就已经发生质变，罢免权从“民主监督”异化为“政治工具”。其结果不仅是官员更替的频繁化，更是民众对政治程序信任的崩塌。这种工具化使用最终导致民主制度陷入两难：若放任权力滥用，法治与民意的双重根基将被侵蚀；若过度限制制度功能，又可能剥夺公民参与政治的实质权利。
三、2025年台湾“大罢免潮”的现象分析
从2014年“割阑尾计划”的理想主义尝试，到2020年韩国瑜罢免案的历史性突破，再到2021年王浩宇、陈柏惟等案的接续发生，罢免制度的工具化呈现出一种渐进但不可逆的发展态势。如果说此前的罢免案例尚能在“民主监督”的名义下获得一定正当性的话，那么2025年爆发的“大罢免潮”则彻底撕下了这层面纱，深入剖析这场罢免风暴的具体面貌是认识其本质的基础。
（一）“大罢免潮”的缘起与规模
台湾“大罢免潮”的爆发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与政治动因，其直接导火索是2024年底的“国防”预算争议。民进党当局提出的“国防”预算在台湾“立法院”遭到大幅删减，引发了执政党的强烈反弹。这一事件迅速被民进党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契机，其发动大规模罢免行动的核心目标在于重构立法权力的分配格局。这次罢免潮在联署阶段涉及34名国民党“立委”和15名民进党“立委”，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果算上可能被波及的其他政党“立委”，受影响的民意代表共计50人，占台湾“立法院”总席次的近一半。这种规模的政治清算行动，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尚属首次，其本质是民进党为巩固执政地位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二）罢免运动的组织模式
表面上看，2025年的罢免行动都是由“公民团体”发起的。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公民团体”与政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2025年新春团拜时就表示，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团体很多都是民进党的侧翼，核心成员多有民进党背景。这种“假公民之名，行政党之实”的操作模式，反映出台湾政治的一个深层问题；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之间界限的模糊。
（三）罢免理由的泛政治化
不同于早期罢免案中对具体失职行为的指控，2025年“大罢免潮”中提出的罢免理由更多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差异，越来越泛政治化。从民进党已发动的三轮罢免活动看，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在某个议题上的投票取向，都可能成为罢免的理由，实质是对国民党两岸政策不满的政治宣泄。
这种泛政治化的罢免理由，实际上否定了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在代议制下，民意代表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良知投票，而不是简单地充当选民意见的传声筒。2018-2021年间台湾地区的选举、罢免，涉及民生议题的重大决策，都引发了较高声量的民粹主义。⑧这种操作模式导致民意代表丧失独立判断空间，沦为政党意志的传声筒。当每次投票都可能触发罢免时，代议制民主的理性决策机制将被民粹情绪取代，最终引发政治决策的短期化与情绪化。这种异化过程不仅削弱立法机构的制度功能，更使台湾政治陷入“否决政治”的泥潭，对民主根基造成根本性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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