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信仰地名
民间信仰在台湾十分流行，信众达70%，庙宇数量众多。民间信仰文化的广泛流行自然地也反映到地名中，形成特色地名文化圈。由于地名范畴十分广泛，其形式多种多样，如地域地名、行政地名以及还未达到行政地名等级的小地名、单位地名等，两岸信仰文化圈很受媒体和学术圈的关注。如以寺庙名命名的“如崇圣、文昌、保生、大成、福德、鄂王、南瑶、三山、神农、仙宫、镇南、武庙、关帝、庆和、龙山、竹莲、寺前、广福、广兴”等等。如“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信仰地名（图4）。
［图4］
这些地名语词其构词模式、命名逻辑基本相同，主要体现为“专名+通名”的命名模式。构成来源大致可归为两种：一是以宫庙名称作为村里地名；二是信仰对象的名、号、别称等与宫庙名称相结合作为村里地名。如台湾妈祖信仰、保生大帝信仰、关公信仰地名圈各有其文化内涵。“妈祖”是海上女神，在闽台也称“天妃”“天后”“天后娘娘”等；保生大帝又称大道公，民间称其为吴真人，尊为“神医”，乡民建庙奉祀尊为医神；关帝又叫帝祖、帝君、关圣、武圣，关帝庙也叫武庙，在两岸都普遍存在，彰显关羽的勇武之风、义勇之德。人文建筑名词“庙、宫、殿”，地理实体名词“港、屿”，人文地名如“街、里、村”等。这些既承载着民间信仰精神，又体现了地方文化的发展。
（三）两岸冠籍冠姓地名文化
在中国，父系血亲、母系血亲或姻亲名称，都是一种血缘文化符号。“血缘是古代传统社会中最基本、最牢固的一种人际关系，家族组织通过族谱、祠堂、族产等物质载体寄托亲缘关系，使族人凝聚在聚落中繁衍生息。”⑭“姓氏则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产物”⑮。这种“亲亲”文化不知不觉也影响了两岸地名命名文化。据台湾学者调查，冠籍地名有八十六个，台湾冠姓地名有一百多个。其中大部分是来自闽南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惠州的渡台移民，他们很自然地依据姓氏或籍贯聚集而居，随着同姓、同籍贯聚落的形成，也就有了冠籍或冠姓地名。以南靖为例，台湾有南靖寮、南靖县、靖和、南和、南靖、田中村、田中里、车田村、梅仔村等。现漳州同姓或同宗族村社依然存在，如图5漳州蔡姓行政村和自然村。
［图5］
据族谱记载，现在泉州、莆田、漳州以及广东潮州一带的蔡姓，源于西汉末年蔡勋的后代。据史料记载：“唐中期迁闽，蔡君智住兴化莆阳，君智长子用之五世孙蔡襄，宋仁宗时进士及第，知泉州时建洛阳桥……其后散处泉、漳、潮各府。君智次子用明，字辉，唐咸通元年自莆阳仙游始迁晋江青阳，是为青阳派始祖”⑯。“蔡”姓自然村和行政村显示家族、宗族在乡村的重要性，因同根、同姓，其同民族的性格、精神特征也很突出。村社地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体现，如台湾墓碑上所镌刻的村社名，它以沉默者的身份诉说着祖籍地、家族背景，建构地域民族认同。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可藉此进行跨海的谒祖寻根。根据台湾“地政司”2021年发布的台湾地区聚落类地名整理，发现台湾地区“姓+厝”两字聚落地名高达780个，涉及的姓氏有10个。
两岸姓氏地名文化是维系家族、宗族乃至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家族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世代相传的价值观、信仰、习俗以及行为准则。”⑰许氏族谱介绍，台湾云林许厝的地名源于清代最早到这里开垦的许姓，祖籍泉州府晋江市梅岭许厝村。据记载，许姓祖先从明朝末年陆续到台湾开基，清朝中后期是入台高峰期。福建先后有200余支系许姓分居台湾、金门、澎湖。时代变迁，两岸许氏子孙始终坚守着对家族根源的追寻与宗亲联系的渴望。台湾许厝寮村民为了纪念祖家，不但将村名称为“许厝”，还将海滩称为“许厝海滩”、桥称为“许厝桥”、池塘称为“许厝渔港”、路称为“许厝路”“许厝东路”“许厝南”等等。藉地名表达炎黄子孙对家乡、故土、祖国的热爱和眷恋，彰显中国人“报本返始”“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和美德。又如台湾最大姓氏陈姓，两岸陈氏地名也很多，如图6两岸陈姓地名举例。
［图6］
陈姓地名词“聚族而居”的组团式和分布特征，蕴含着“血缘和地缘”的双重认同，构成地名“宗族共同体”。其大分散和小聚居的空间分布特征，可唤醒历史文化记忆、集体记忆等。
三、两岸地名文化交流
两岸地名文化是两岸移民文化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敬仰先贤、继承传统、开辟未来、净化自己、发展自己的伟大精神纽带。多元宗教的共生共荣信仰与地名建构成了两岸特有的地名文化圈，在空间上推动两岸民间信仰文化的发展。“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文化交流将更融洽更紧密，从“台湾当局”到“台湾同胞”文化主体的称呼改变，再现了两岸利益、福祉、感情的新提升。藉此，可突破两岸地图“地名陈列”的初级阶段，转向“精神译码、价值传递、行为引导”的深度融合和交流。
首先，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两岸地名文化的历史同源性为“两制”台湾民族认同方案充实了内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地名为其提供移民历史、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史考释的证据链，强调了台湾、大陆之间的紧密联系，阐释了实现国家统一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历史地名表明，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依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幷且历经数次殖民统治而没有改变。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台湾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地，在赴台开垦的聚居活动中，在地名中留下了大量闽粤民风、民俗。其聚落地名、城市地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如台湾政治上所经历的关氏、清朝、日据等不同政权的统治，还有1945年11国民党《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的颁布，地名被改掉或雅化现象的出现，都沉淀成台湾地名文化的深厚底蕴。如台北地名中南北向街道用中国省名、东西向用中国城市名的命名思路，主要参照了上海街道命名思路；还有系统化的中华文化意蕴的命名逻辑，如中华路、信义路、和平路、忠孝路、仁爱路等，以及充满民国韵味的民权路、民族路、民生路、中山路等。可见，两岸地名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元素，是中华民族“根”文化与台湾、闽南“源”文化的生动演化，为“两制”台湾方案文化交流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为民族认同顺利落实提供了实践场域。从根本上消除台湾民众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误解和疑虑，营造良好的民意氛围，为方案顺利落实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它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两岸异地同名词唤醒了两岸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乡土记忆。两岸妈祖、保生大帝、关帝等信仰地名其实是民众对“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赞赏，是民众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体现。它们已逐渐演化为跨越地域、族群的共同信仰，幷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妈祖地名与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联系在一起，其地名符号已升华为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给人们以鼓舞。保生大帝信仰地名与闽南厦漳两地的青礁和白礁联系在一起，书写着闽南人下台湾、下南洋的征程，集慈济文化、侨台文化于一体。关帝信仰地名因为称号变化而变化，因历史记载、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皇家崇祀中各有所侧，其称号也有所不同，大致分为“关羽—汉寿亭侯—宋（关公）荆王—关帝—关圣”五种，其地名也经历了“人—侯—王—帝—圣”的升华过程。伴随着祭典活动中具体地点、特定时间、文化理想的指向，产生了多层叠加的文化价值，如“和顺文化”“根文化”“融合文化”。它是超民族、超信仰、超国籍、超时空的道德偶像符号，是两岸人民民族认同的精神坐标。
再次，它具有引领力和能产性。从“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看，两岸地名在传承中华文化、提供两岸同根同源性、增强两岸文化认同感等都具有重要交流意义。如赋能两岸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民心、淳化民风、引领风尚，打造两岸地名地方样板等。对两岸地名文化资源整合活化，可将两岸同名村打造成“打卡点”，升级为“产业枢纽”。在多方协调中打造地名产业特色，促进两岸冠籍、冠姓地名、物产地名等变成两岸融合软实力和两岸乡村振兴的硬支撑。地名因其形成原受中国血亲文化、闽南地名侨州、郡、县等因素的影响，其种类繁多、语言结构多样化，幷以大小、方向、位置、形状、数字、新旧等方式加以区别，藉此可在台湾地名溯源、网络、媒体、数据等方式启动两岸旧地名文化，以高位目标推动，高标准推进两岸地名数据库建设，挖掘闽台地名的家族源流、始迁祖信息、迁徙过程等文化资源，构建可视化的两岸“新家园”。如根据Cite Space可将近年来知网学术界关于台湾地名研究状况生成可视化图7。
［图7］
四、两岸地名文化治理
两岸地名文化属于“低政治敏感性—高认同显着性”的融合媒介，可在“两制”台湾民族认同方案探索中发挥桥梁作用。它不仅拓展了国家统一理论的文化治理维度，而且为两岸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应该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在未来，广大学者可立足“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框架，根据青年群体对地名认知的代际差异和台湾少数民族民族地名特点，进一步深化两岸民族认同方案研究。
未来，可系统挖掘地名文化在促进两岸民族认同中的文化治理价值。其路径探索可按以下思路进行:一是基于两岸地名文化的历史同源性、抗争性共构、信仰纽带和血缘标识等民族认同表征，共筑民族认同的文化韧性；二是拓展两岸地名文化空间记忆的延续性、“两制”文化制度的包容性，共同打造两岸地名民族认同的特色品牌和地标性符号；三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尊重台湾地名命名习惯、推动两岸地名遗产联合申报、构建可视化平台及共构两岸“地名文化+”生态圈等，优化“两制”台湾方案下地名文化的治理；四是根据政策导向、城市建设规划，保持历史地名寓意的延续性，建设两岸历史地名的保护评估名录，采用科技赋能，通过文化启动、制度创新、青年共创等途径，治理两岸地名中的重复累赘现象，提升两岸地名语言、文化辨识度、敏感度，建设两岸地名语言文化资源库、数据库，推动两岸经贸、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作发展。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9.
②(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7.
③林宏、王璇，文化综艺类电视节目中的文化共同体建构与文化自信重塑——以《中国地名大会》为例[J]，现代视听，2020(12):84-87.
④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2.
⑤王沛、胡发稳，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与结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0(1):101-107.
⑥肖锐、朱鹏程，当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的问题与建设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21，42(6):48-53.
⑦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1-03-06(01).
⑧盛爱萍，温州地名研究[M]，温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2.
⑨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1.
⑩汤漳平，中原移民与两岸多元文化之形成[J]，中州学刊，2018(01):132-138.
⑪宁威，作为文化中介的“河洛郎”——论河洛中原文化对闽南文化的初肇与闽南“河洛风存”[J]，华夏传播研究，2024(2):190-210.
⑫许淑娟，地名中的区域特色：以台南市东区为例[J]，环境与世界，1997(1):59-79.
⑬(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75.
⑭赵亚琛、张兵华、黄婧婧等，血缘关系影响下两岸同名村空间布局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2024，43(7):1790-1808.
⑮付会太，南阳市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D]，合肥：安徽大学，2010: 26.
⑯杨绪贤，台湾区姓氏堂号考[M]，北京：台湾新生报社，1980:159.
⑰鄢姿、李顺兴，“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两岸民族认同的家族文化效应[J]，中国评论，2024,323:29，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98450_1_1125120032.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8月号，总第332期，P120-129） |
